【明報專訊】長實主席李嘉誠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涉及多方面事務，連過去較少談論的政治問題都有觸及，而且說到「如果可以重新開始，我可能會選擇參政」。李嘉誠對政治的體會和轉變，或許特定背景，不過，若他的頓悟反映工商界中人終於知道參與政治的重要，而且坐言起行，對香港政局是一樁好事；若成為事實，香港將告別政治特權年代，政治體制結構的均衡參與，會以公平的方式體現。我們認為這樣將有助化解深層次矛盾，政局有望朝良性互動的方向發展。

李嘉誠罕有談政治

若重新開始會參政

李嘉誠說「我沒有參與政治，但我關心政治」，不過，證諸在港英治下與香港回歸之後，李嘉誠與權力當局的關係密切而融洽，即是說他擺正了「政治因素」，與他營商的成就和積累巨量財富，相信有一定關係。李嘉誠說「政治跟經濟根本是手和腳的關係，假如兩者背道而馳，是難以處理的」，這幾句話，若用以描述政治與營商的關係，也十分恰當。

訪問中，記者提出坊間傳言，指李嘉誠與現屆政府關係不佳，對他做商業決策是否有影響？李嘉誠並無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只表示政府與企業關係息息相關，關鍵是政府的權力要在法治的基礎上公平公正地落實執行，永遠不能選擇性行使權力，勿令人對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云云；這些說話是否有弦外之音，各自體會，而李嘉誠說「如果政治問題真的衝自己而來，擔憂也沒用」，結合他說如果可以重新開始，會考慮選擇參政來解讀，有理由相信，政局發展和變化使李嘉誠對政治多了體會，甚至是促使他提出「參政論」的原因。

李嘉誠的切身遭遇和轉變，放諸香港整體環境來檢視，顯示工商界參政已經到了不能迴避、也不應迴避的關口。港英時期，當局壟斷全部權力，然後分配利益，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於權力結構，意圖仿效港英模式，只是立法會由選舉產生，根本地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權力之取得，並非只有當權者賦予一途，而是可以經由競逐得之。只是，鄧小平處理香港問題，首先是穩住資本家，表明會保護投資者的利益，請他們放心；在這樣的背景下，回歸後，政治體制向工商界傾斜，在立法會以功能組別來體現工商界的利益，於是工商界變相擁有政治特權，長期享用政治免費午餐，他們毋須實際參政，利益卻已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但是隨雙普選將分期落實，關於功能組別的下場，尚未進入處理日程，不過，基於普及而平等原則，即使較保守人士的構思，對於功能組別的轉變，最多也只是保留界別提名，候選人仍然要接受一人一票的普選洗禮。所以，行將出現的局面，是工商界會失去免費政治午餐，他們若想在政治體制，特別是立法會的組成佔有一定議席，就必須透過實際參與，爭奪權力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回歸以來，有識之士早已指出工商界參政的重要，因為若實行普選，而政治板塊缺少工商界這一塊，整體社會將會失衡，對任何人都無好處；另外，若工商界沉醉政治特權，戀棧免費政治午餐，則他們必然成為民主化的阻力，事實上，香港民主進程緩慢，與工商界的保守取態有很大關係。不過，歷史進程已經到了工商界作抉擇的時候，行將落實的雙普選，工商界必須參與，才有望建立較均衡的權力結構，若他們仍然置身事外，不但對工商界，甚至對整體香港也不利。李嘉誠的「參政論」若是這個背景的產物，而工商界一些人也有同樣想法，則長期以來失衡的政治生態，有機會回歸常軌。

工商界組黨參政

對政局起積極作用

工商界參政，其實不一定要親自參選，而是可以組織政黨，由代理人取得權力，在議會，甚至加入政府來照顧工商界利益。舉世民主國家和地區，即使工商界被認為意識形態較保守，但是並非沒有市場，例如美國的共和黨、英國的保守黨被認為較傾向商界，仍然能夠在選舉獲勝而執政。關鍵在於工商界要在公平公正公開的平台取得權力，讓選民有真正選擇，而非靠特權來維繫利益。

商界參政在培養政治人才方面，還有機會帶來積極轉變。問責制其中一個原意是培養人才，強化管治力量，可是，逾10年驗證下來，成果欠佳，甚或可以失敗來形容。以梁振英政府為例，繼3名政治助理離職之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亦請辭，他們的辭職，即使各有不同理由，事實上，對問責制成為政治人才搖籃的期盼，顯然落空。工商界參政之後，加上雙普選，或許會改變政治生態，因為政黨有望發展得更制度化，使從政成為一種有前途的事業，這樣的話，會有較多能人幹才願意加入，於培養政治人才會出現一個新局面。

總之，以香港現和政治發展的需要，商界人士參政，看不到有何壞處，反而有不少積極意義和作用。李嘉誠若看到商界參政的重要和必要，其實現在坐言起行，也不太遲，以他的智慧和能量，只要登高一呼，組黨參政，相信會匯聚很大的政治能量，只要奉行民主選舉原則，公平競逐，相信會給香港帶來積極正面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