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六四, 這繼續挑動香港人神經中樞的苦難日子.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我和作為高幹子弟的小管和小杜, 還有她們從北京來法國留學的同學, 不約而同的和其他留學生華僑, 圍攻巴黎中國大使館, 抗議六月四日中國政府用軍隊流血鎮壓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學生. 二十年了, 小管住在巴黎郊區, 已是兩個女兒的媽媽; 而小杜到荷蘭海牙定居了, 在家看管三個兒子. 每天為了三餐, 忙忙碌碌的過日子, 她們一早把六四遺忘了吧? 我相信她們一定依然非常想念遙遠的北京西山, 還有中南海.
這幾天我剛在香港, 從報紙一些零星的文章, 又把六四崢嶸歲月的模糊記憶扯到我腦海來.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我一直在北京. 當時我算是代表首批回國投資的資金, 目擊我們這苦難而貧窮落後的國家, 珊珊的走出後文化大革命的陰影, 萬事待興. 而在八九年, 通貨膨脹百分之二十, 人民生活艱苦. 知識份子把胡耀邦逝世作為導火線, 爭取民主和自由以救國. 從四月中旬開始, 北京大學生抗議活動, 癱瘓了整個北京城, 在北京根本無法開車通行. 全國其他大城市也處處回應. 文革時候的串聯, 打大旗大鼓的遊行開始流行, 文革的無政府狀態看來又再次來臨. 六月一日夜裏, 我到天安門廣場兜圈, 一片漆黑, 人頭湧湧, 氣氛緊繃的一觸即發. 如果稍為有人驚叫, 光是人踩人, 可以踩死很多人.
五月中公司開董事會, 中方董事長提出來以我們公司的食品, 每天去支援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學生. 我一人獨力反對. 我說我們是幹企業的, 不參與政治活動. 其實我心想, 中國好不容易才走出文革的動盪, 怎麼搞革命的血液又活躍起來了?
我在北京認識一些文化界的知識份子和大學教授, 經常見面. 他們大部分都懷念胡耀邦, 同情大學生, 支持趙紫陽的開明政策. 我說, 你們有沒有開車在北京城走走, 看看北京癱瘓成什麼樣子? 北京亂哄哄的, 都一個多月了, 市民吃飯都要成問題了. 趙紫陽怎可以如此軟弱, 做事情婆婆媽媽, 哭哭啼啼的? 再下去中國要大亂了, 中國折騰的起嗎? 鄧小平一定要想一個辦法, 派軍隊儘量用和平的方法把天安門廣場清場, 否則形勢發展不堪設想. 我說, 在形勢基本還可以有控制的情況之下最好天大早動用軍隊維持清場. 如果是晚上的話就是不走火, 黑壓壓的人群也可以踩死很多人.
六月一日深夜, 離開北京前夕, 我又到天安門廣場兜了一圈. 第二天在巴黎, 電視廣播了心驚膽跳的六四大流血. 正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青年, 他們又用他們的熱血, 為中國的自強運動, 作出了獻禮, 書寫了鮮血史詩.
當時罵鄧小平不少, 我在北京知識份子面前寂寞的為他辯護. 其實, 鄧小平以臨危不懼的平靜, 穩定了中國當時一片混亂的局面, 顯示了他中流砥柱的作用. 血是流了, 也可能有人說有更加好的處理辦法, 而局勢終於穩定下來了. 中國沒有亂. 正是六四後的歲月裏, 中國人民更加珍惜政局的穩定, 鄧小平務實的帶領著中國, 冒著風風雨雨, 邁向今天的光榮. 在生命裏, 許多東西都是用血汗換回來的. 年輕的用了他們寶貴的鮮血, 鄧小平可能背上了六四臭名. 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對於大是大非, 當感情平靜下來, 重新的用更廣闊的視野看這段歷史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的理智會給出一個公平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