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為削減大學經費一事，前天與九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代表會面，一句「巧婦難為無米炊」，道盡了特區政府的困境。
財赤每年動輒八、九百億，而財政儲備已跌至2,411億，唐英年雖謂不會在任內消除財赤，但總要採取一些行動去減輕它，作為任內成績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減輕財赤的方法不是開源就是節流，但都面對強大阻力：加薪俸稅，打工仔反對；加盈利稅，企業反對；徵收陸路離境稅及增收各種日常雜費，基層政黨不支持；削減綜援，基層及代表他們的政黨反對；裁減公務員編制和薪酬，不但公務員強烈反對，大多數立法會議員亦不敢支持；削減大學教育經費，大學生和大學教職員聯手抗爭。無論是加（稅、費）是減（福利、薪酬），都觸犯既得者的利益，都招惹強烈反應。
大家都明白，香港經濟日走下坡，財政儲備這般少，而財赤那麼嚴重，一定要改變過去的揮霍，要量入為出了。但明白歸明白，一旦加減到自己頭上，就誓死反對，寸土不讓。加減別人的可以，加減自己的，萬萬不可！這就是香港人！
中下階層，面對裁員減薪及負資產，日子本就不好過，反對還可以理解。金飯碗如公務員及公營機構僱員（自然包括大學教職員），薪酬水平之高，世間罕有其匹，卻也一仙半毫不能減，絕對不肯與市民同甘共苦。
香港人的自私自利，不禁使我想起南韓人和紐約人。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南韓國內生產總值大幅萎縮，貨幣大幅貶值，外資紛紛撤離。尤有甚者，國內大財團、大企業負債纍纍，外匯儲備枯竭。南韓人怎樣面對時艱？市民紛紛從銀行保管箱或家裏抽屜拿出金飾變賣來支持政府，工會面對企業紛至沓來的裁員減薪忍手不發，被裁被減薪的員工則咬著牙根撐著，與臨難老闆共渡時艱。九一一事件剛發，世貿商業中心內的辦公人員沿著樓梯逃生，秩序井然，沒有爭先恐後。遇到上來的消防員，逃生者會停下來讓路給他們。南韓人、紐約人與香港人素質的差別，可見一斑，思之不禁黯然。
特區政府要減公共開支是無可非議的，但我們可要求它減得較為公正、公平及合理，例如：
1. 先大減財赤主要來源、極其偏高的公務員及公營機構僱員的薪酬福利；
2. 公共開支應嚴格衡量其重要性和需要性，較重要和需要的，則小減或不減，反之則大減；
3. 切忌一刀切。像大學經費，包含了大學教職員的津薪和對大學生的教育津貼，如果祇規定減一個百分比，而不規定兩者之間的比例，萬一掌權的教職員決定將所有減幅轉嫁到學生身上，那怎辦？
4. 香港已太多免費午餐，許多受惠者對香港一無貢獻，卻坐享豐厚福利，應該重新檢討其機制的合理性，必要時應大刀削。否則，實在太對不起捱生捱死而僅可糊口的市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