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去都是誤導、扭曲和偷換概念(9)
(原文發表於2016年6月2日)
高明的誤導，倖免於難者，百中無一
「中原地產由我與一位我的中學同學一起創立。開始的十多年，基本上以我同學的方式去管治，我祇在旁協助；最近十年，才以我的理念為主導。事實證明，我以無為的方式來經營，公司一樣可以快速成長，業績增長數以倍計。」施先生這段話誤導性很大。看了施先生這段話，100個人恐怕有99個都會以為，施先生於1992年初接掌我的大權後，他是以與我截然不同的管治方式領導中原，而又卓然成功，就像鄧小平於1978年復出實施經濟開放這一套，完全有別於他的前任毛澤東那一套不斷革命論和蘇式計劃經濟。
我於1978年至1992年領導中原，所用的管治方式，基本上是法家的。施先生素來自詡崇尚道家，標榜他的管治方式是「無為而治」，而「無為」是道家鼻祖老子的核心思想之一，大家自不然以為他是完全以道家那套來管治中原的，與王文彥那套法家的迥異不同。那絕對是美麗的誤會！
我早前已重複指出，施先生的「無為而治」其實祇是管理學上的授權。祇不過他的授權，是極端授權，強調被授權下屬的發揮空間及個人自由意志，完全不提管理授權原則和制約。「無為而治」的精髓，在於老闆不作為，卻全面、胡亂授權給下轄高管。他的「無為而治」偷換了老子「無為」的概念，兩個「無為」名相同而意不同。
商鞅雖死，新法仍行，奠定成就大業基礎
戰國時代，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變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在秦國先後兩次頒佈新法政令，進行了一系列政治、軍事和經濟改革，使秦國迅速富強起來。如此變法，引起秦國貴族、重臣的切齒仇恨。秦孝公24年（公元前388年），秦孝公一死，太子駟即位，公子虔便誣告商鞅謀反。剛即位的秦惠王派人逮捕商鞅。商鞅逃往魏國，後又逃回秦國封邑內，發動邑兵自衛，又出擊北襲鄰國，最後終於被秦國追兵所殺。秦惠王車裂商鞅之屍以示眾，並宣佈「莫若商君反者！」進而誅了商鞅全家。然而，商鞅雖死，新法仍行。商鞅的變法，適應歷史發展的趨勢，符合新興地主階級和廣大平民的要求，具有極強的生命力。秦惠王以後，商君之法已不可更改，新的生產關係和郡縣的政治體制已經在秦國確立，秦國在新法指導下，日益富強，奠定了削滅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政治、經濟、軍事基礎。
傳至有大才能及有大作為精神和膽略的秦始皇，秦國終於完成剪滅六國、統一中國的大業，並建立一個空前強盛的大帝國。
法家的思想和軀體，道家的外衣
中原在我離開之後，情況和商鞅變法後的秦國一樣，法家之治已深入中原，我當政時所建立的各種具法家精神的制度（包括運營規章、選用人才的標準、培訓人才的方法）及攻城略地的戰略和戰術，14年的實踐，已充份證明是中原生存、發展和強盛之道，施先生都被逼蕭規曹隨；我留下的完整無缺、相對高能的管治班子，他亦全盤接收。
可以說，施先生管治中原仍是像秦惠王至秦始皇幾代君主那樣，繼承了和保持著王文彥法家之治。祇不過，他為中原這種本質上依然是法家之治披上了一襲「無為而治」的道家外衣而已。
我和施先生的管理分別，主要在於授權，他的授權是無視授權原則和制約，全面、胡亂地授權給轄下高管。我亦是授權的擁抱者，但我注重授權原則和制約，特別遵循授權要因人而施及因事制宜的守則；他主張「老闆無為，員工才可以有為」，我則認為「上下都應有為，互相激勵」；他做事不追求卓越（註），我追求。
專欄作家陳增濤先生2009年於其專欄說道：
『施永青骨子裏的管理理念，其實也跟王文彥相差無幾，也是蕭規曹隨。像很多中國的企業一樣，所用的一套都是名副其實的法家思想，其不同的地方，是他披上甚麼外衣而已。一個企業，你不可能用儒家的仁義道德，裙帶關係去管理，也不可能用墨家的兼愛尚同去調動公司的動力。我認為，施永青可真是得老子真傳，使他基於法家的基礎，更上一層樓。且看《道德經》第36章：「將欲歙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故興之；將欲取之，必故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這才是施永青不想告訴你的真正施永青的無為而治。』
『在王文彥的辦公室掛著寒山子的「難得糊塗」橫聯。我心想，無為而治則中原不會有今天，是施永青「難得糊塗」而已。』
陳先生的看法，與我不謀而合。
～ 待續 ～
註：《快週刊》485期，施永青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