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方順生的《Brat in the family》(1)
(原文發表於2013年9月27日)
無意中看到陳方安生弟弟方順生的一篇長文。兩姊弟的政治價值觀竟迥異不同，令我大為驚異。方先生的原文最早見諸內地「天涯網站」(原稿是英文，有心人將之譯為中文放上「天涯」)，以下是該文：
『王光亞港澳辦主任已經宣佈在香港下一任特首的選舉中，愛國是第一標準，他代表的是中央政府，我想談的就是這個問題。首先，我應該介紹一下我的背景。我來自一個愛國的家庭。我祖父方振武將軍曾經是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他的左路軍總指揮吉鴻昌，同樣也是以愛國著名。這兩個人公開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從而使他們變成了蔣介石的死敵。兩人最終為他們的國家和人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的祖父和吉將軍在共產黨當中，特別是在老一代長征後倖存的久經百戰的共產黨員中，享有極高的聲譽。作為他的後裔的我們也因此被列為革命烈士之後。我的母親方召麟是國畫大師和書法家，方召麟後印象學派的創始人。她是50年代香港大學的畢業生，其後赴牛津大學研究楚辭。在那裡，她認識了一批享有極高聲譽的學者，像後來擔任劍橋凱厄斯學院校長的漢學家李約瑟博士，以及他的夫人著名生化學家魯桂珍，著名紅學家大衛霍克斯，錢鐘書學者，以及其後結識的韓素英醫生。這些人最後都成為了我母親的終身至交。他們對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和燦爛悠久的文明有著共同的見解和認同，並且都十分尊重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和自力更生的精神。早在60年代到大陸去旅行還沒有成為時髦的時候，母親已經經常到中國去開畫展並與大陸的畫家交流。她親眼目睹了中國在困難時期老百姓所遭受的窮困艱苦和饑餓。我清晰地記得母親曾經與我們說過，中國老百姓在過去一百年的命運是充滿辛酸苦難的，只有當你親身經歷過他們的苦難，你才會明白作為一個中國人是什麼滋味。
我的四叔方心讓教授對香港人來說不需要介紹，在八零年代他的名字是家喻戶曉的。他是聯合國任命的國際康復總會的主席，在殘疾人士康復事業方面的先驅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但鮮為人知的是，他曾在80年初期作出一個今後將效忠於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的無悔決定。早在中國沒有成為今天的經濟強國之前，他作為一個骨科專家，第一個向中國領導人建議要重視被遺忘的少數殘疾人士的康復事業。而當時，中國的有限資源還不能夠滿足十億人口的供給需要，但是中國領導人卻採納了他的建議，從而建立了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在今天的中國，人們都尊稱我四叔為中國殘疾人士“康復之父”，以此紀念他對國家和人民所做出的不朽貢獻。
我詳細地介紹了我們家庭的愛國背景，是為了讓大家對我愛國的熱忱情懷感同身受。愛國應該成為選舉下一任香港特首的第一標準。愛國意味著效忠，而效忠意味著信任，信任就是人與人關係的水泥和凝固體。那麼香港人是否愛國呢？答案卻是否定的。一般來說香港的中國人既沒有民族意識，也沒有繼承中華民族優良的傳統。他們也不會對大陸的同胞有認同感，他們寧願與臺灣，新加坡，澳洲，美國的中國人認同。他們認為自己更優越。但當我們知道香港人看重的是金錢，權利，名譽的時候，這種優越感就不難理解了。香港人不生產新的財富，而搞著錢滾錢的把戲。早在80年代，香港的工資爆漲，生產轉移內陸。其後，香港的經濟變為一個勞務供應經濟，而它有限的土地變成它的財富衍生源。今天香港70%以上的融資來自房地產和有關的活動，近乎瘋狂的土地和房地產投機活動使今天的香港成為全世界居住最昂貴的城市。這種社會兩極化使香港已經接近聯合國測量由於收入不平衡而引起的社會動盪指標的紅燈警告。
中央政府對特首在香港能夠控制大局有足夠的信心。通常13億的中國人的利益應該有絕對優先權，但在香港來說卻是相反。中央政府設定香港行政特區，授予香港人“carte blanche ”（無限額的信用卡）來管理港人自己的事情。此外香港不需要向中央政府納稅，而負責香港安全的解放軍也是由中央政府來支付費用，香港的課稅水準在世界同等區域中處於低位元，而中國大陸在2010年福布斯“納稅痛苦”指數排行榜上卻高居第二位。香港澳門居民由中央頒發通行證，從而得到無限制的進出及無限期居住於中國大陸的權利。大陸的同胞了看了不由得眼紅，因為他們不僅要憑簽證進出港澳，而且要在關口排很長的隊。最近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在香港訪問期間帶來一喜訊，北京選擇香港作為今後中國人民幣海外交易的中心，香港將因此成為中國的蘇黎世和日內瓦 –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金融中心。根據聯合國的報告，去年香港在接受外國直接投資 (DFI)方面居世界第三位，對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來說這是難以置信的。所有香港及港人得到的這些好處都只因為一個原因― 中國。香港人應該捫心自問，祖國為我做了如此之多，我該何以為報？香港人是時候該自我反省了，他們應該認真思考一下他們有沒有達到中央政府對他們的期望。照現在的情況來看，他們是大大的令中央失望了。香港像一個被寵壞了的孩子，不但不感恩報德，反而背叛了自己的國家，走向另一個極端。以《爭鳴》為代表的一些抹黑的雜誌點名道姓的污蔑和攻擊中國領導人，這份自命為代表民意的雜誌，與街上的流氓結成一條戰線，由像“與眾不同”梁國雄這種拿著高工資議員帶頭去硬闖和平的集會和正在正式開會的立法委員會。特首曾蔭權曾嚴正譴責這些打著言論集會自由幌子的流氓行徑。自古以來中國以王權為貴，天子從首都統治天下，他的權力是絕對的。任何侮辱或謀反王權的言行可以召來公開誅三族的嚴厲處罰，而天下不會有任何異議。今天這種日子雖然已經一去不返了，但這並不意味著香港可以走向另外一個極端。今天的香港好像已經習慣了這些無法無天的行徑。自古以來鐵法無情，違法者必須受到制裁。
由於以陳方安生，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主教為首的香港“四人幫”與余若薇領導的公民黨公開的向政府挑戰，香港政府與香港立法委員會通過二十三條迫在眉睫。二十三條內容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行。這些人應該知道他們是中國的公民，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和制裁。而且所有的國家都應該尊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避免干涉中國的內政。
香港的法院和法官似乎在解釋基本法授予他們的任務方面也給了自己太多的空間，他們好像忘了他們的首要任務是維護港人的切身利益。如果他們失職，基本法最終的解釋權是在人大。
西方的民主和人權概念不能夠直接用於一個像中國這樣幾千年來都是圍繞著儒家倫理思想治國的大國，否則一定會引起不可預見的後果1 。美國的李．雅科卡，曾經是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總裁，他拯救了瀕臨破產的公司，並使之重新盈利。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要把一個四方模型放進一個圓模型中是行不通的。同樣的道理，用西方的辦法去解決中國的問題也是行不通的。今天中國的GDP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在選擇國民經濟發展的模式和優先次序等重大問題上，中國一向是與西方保持一定的距離，從來沒有接受過西方在這方面的唆使和壓力。泰然處之和自力更生一向是中國的品牌，在理財方面，央行一向採取謹慎保守的政策，使中國沒有被捲入2008-2009年的西方經濟大崩潰與大蕭條。最近美國和幾個歐元區的國家的評級從AAA下降到AA，更粉碎了美國的聯邦儲備局和華爾街在理財方面勝人一籌的神話。當前美國和歐元區國家正陷入主權債務的危機，人人自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預測，西方經濟全部告急，但中國在未來的10年內將維持每年8%-9%的增長率。全世界現在都寄希望於中國今後的經濟增長將可以帶動世界經濟的復蘇，下一輪的全球競賽即將在經濟領域展開。中國人民將滿懷信心加入這場競賽，屆時中國將必然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卓越成員（Premier Member）。
寫這篇文章我既沒有預料到也是機緣巧合。這次來雪梨旅行突然遭遇一場腎病，使我不得不推遲返港的日期在雪梨尋醫治療。在從香港來雪梨時，我不經意地在香港機場買了一本基辛格最近出版的名為《論中國》(ON CHINA)的書，並且一口氣在八個小時的旅途中把它讀完。基辛格博士的分析以及他在書中所透漏的他與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對話的全文紀錄，使我感到無比的震撼。這次腎病的突發，我需要長時間臥床休息，借這段時間我把基辛格的書又讀了一遍，並且做了筆記。另外通過閱讀澳洲的華人報刊，我知道了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對香港人愛國的要求以及最近前中國總理朱鎔基責成香港人要以國法為重，穩定為要，鞏固業績，保持和諧，團結一致，更好地配合祖國即將實現的宏圖大業。中國前總理朱鎔基說：“那些破壞香港團結穩定莫名其妙的行徑，大家應予以口誅筆伐！”香港是我出生成長的故鄉，中國是我的祖國。兩者都與我有切身的關係。我應該做出自己的貢獻，這篇文章就是我的貢獻。
最後是我對香港學生的一點忠告，香港高校學生無論在中文或英文方面都嚴重不足。大陸的學生早就過了他們的頭，我能這樣說因為我是語言方面的權威。我來自一個舊式的大家庭，祖母是一家之尊，所有人都要聽她的。我從祖母那裡學到了如何尊重權威以及我在方氏大家庭內應有的地位。學生就是應該在課室內聽課學習，而不是在操場上示威或在校長的辦公室內抗議校長所做的給予國家副總理李克強最尊席位的決定。我是贊成重用體罰來應付一些行為特別惡劣的又頑固不改的學生，所謂棒頭出孝子。
我建議將基辛格的《論中國》(ON CHINA)定為大學生必讀書目，文采飛揚的基辛格博士會給當代大學生帶來新的思想和啟發。這本書會讓同學們對中國和中國的領導人有一個全新的更深刻的認識。
此文基於我對香港社會現狀的觀察和我深深的愛國情懷。我衷心希望香港人能以大局為重，以民族為重，認真思考香港的未來，共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方順生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雪梨 』
方順生文章有不少精闢論點。值得好好評論一下。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