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竪峰等人的指責，其實包含幾點。
錢、唐二老當年反共，中大管理高層現時言行違背這種精神
周及其支持者首先指出，新亞先賢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立命文化抗共。
1949年錢、唐等新亞先賢自大陸南下到港。為何南下到港？黃乃正在9月9日發表的公開聲明提到，「錢唐兩位先賢在中國文化花果飄零的年代，避居香港，創立新亞書院，傳承中華文化」，「花果飄零」、「避居香港」是什麼意思？「花果飄零」語出唐君毅的《說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中的「一如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是憂慮1949年得大陸天下的中共政權摧殘中華文化，文章題目雖云「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卻同時泛指「中華文化之花果飄零」，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唐君毅文章是針對國人在政權巨變下失卻文化主體性而盡訴心中情，反映了他對中華文化的摯愛和對中華民族血脈的維護。五十年代中共被視為蘇、俄在亞洲的分部，一面倒向實施共產主義的蘇共政權，而中共在毛澤東時代（1949年至1976年）的三反五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倒真箇極盡摧殘中國傳統文化的能事，錢、唐二老有先見之明，乃「避居香港」。黃院長雖未明言「避」什麼，但引述源自唐君毅文章的「中國文化花果飄零的年代」一句，所謂「避」，是「避中共」，殆無疑義！而二老的「避」是為了黃院長所言的「傳承中華文化」。
錢、唐二老南下香港辦校施教，將學校命名為「新亞書院」，所謂「新亞」，就是希望將中國文化重新定位、反省及發展；創校初期，錢穆以雙十為校慶，並在校內懸掛青天白日旗，其後遭港英政府以斷絕資助要脅，幾經爭持，被迫改以孔誕為校慶，由此可見，當時的錢、唐二老，縱使不願「避居台灣」，直接投靠蔣介石，他們仍是親近比較秉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國民黨的；人稱「新亞護法」的香樹輝指出，「桂林街時期之新亞，正是手空空，無一物時代，全靠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精神支撐，但現實歸現實，學校始終要有經費支持，錢唐兩位皆是文人，不懂財政管理，於是責任落在張丕介先生身上，為書院日常支出傷透腦筋，學校窮，學生又窮，錢先生到台灣籌得若干款項，得蔣總統辦公費提供若干補助，那還是不夠」，辦校要靠中共老對頭蔣介石接濟而不求諸中共，錢、唐二老反（中）共是不言而喻的；1965年，錢穆卸任新亞書院校長，1967年10月赴台，接受中央院士的封銜，1968年遷居蔣介石所賜、位於台北的素書樓。至1990年8月30日去世為止，他一直居教於台灣；唐君毅自新亞書院併入中大後，依然在中大繼續任教，直至1978年2月2日客死香港為止，死後不葬於香港，更不葬於大陸故里的四川宜賓，而遠葬於台北觀音山朝陽墓園。
錢、唐二老多年以來的言行，雄辯地證明他們當時是徹頭徹尾反中共的，周竪峰等人指責的前提基本上成立。
～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