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帽子工厂已经不同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帽子工厂，不同于三十年前的帽子工厂，也不同于八十年代初的帽子工厂。过去的帽子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帽子都是量身定做的，现在的帽子满天飞，根本不用量身，用在谁身上都合适，因为是弹性帽子，尤以汉奸帽子为最多，谁想不当汉奸都很难。一句话说不好，汉奸大帽子就飞过来。过去谈论最多的汉奸是日本汉奸，现在谈论最多的是美国汉奸。左的说右的是汉奸，右的说左的是汉奸，一时间，感觉中国遍地是汉奸。比如说美国好，说是美狗，美分党，美国带路党。
本来想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和谐社会还没到，语言的不和谐已经提前布阵。尤其是左右两大阵营，互骂汉奸已经成为占领政治道德制高点不可或缺的手段。
人们不仅要问，这是为什么呢？具体缘由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体制滞后的结果。政治体制改革，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其基本方向都不会变，那就是宪政民主方向。宪政即限政，限政才能保障言论自由，无宪政，言论自由就无法落实，言论自由不落实，所有人就会在语言的恐惧当中。为了避免语言的恐惧，就得通过语言的暴力，使对手臣服于语言的恐惧之下。汉奸，就是典型的语言暴力，也是使对方臣服的重要工具，没有人愿意顶着汉奸这个帽子，没有人愿意被钉在汉奸的耻辱柱上，这是中国的传统，也是革命的熏陶，更是民族主义千百年来的锤炼。就是有人愿意戴这个帽子，也是反讽和调侃，真要让这些人当汉奸，他们绝对不会干。
第二，阶级斗争以新的方式披上阵。对于中国人来说，阶级斗争可以扩大化，也可以缩小化，也可以无烟化，但阶级斗争思维从来没有停过，阶级斗争不断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出现。现在的汉奸也是阶级思维的一种表现方式，挂羊头卖的从来都是羊肉。现在狗都变成宠物了，贵着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殊语言，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以阶级斗争为主导，以阶级思维为基本思维。正所谓亲不亲，阶级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阶级敌人的办法之一就是把对方设置为汉奸，让人人痛恨汉奸。当然，设置汉奸这事并不靠谱，在抗日战争时期看对方是汉奸与否得看其是否出卖国家利益，比如当时日本汉奸就是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
革命时期的汉奸语言在建设时期完成了内容的转换，但形式没变，思维方式没有变。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想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已经很难，汉奸在建设时期只是打击政治对手的重要方式，汉奸成了内奸，比如刘少奇就成为"叛徒、内奸、工贼"。文革时期的文学、电影仍然对汉奸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奸一词通过当时有限的文学作品、电影作品走进了千家万户，汉奸这个词除了文革时期的主题词，流行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不被汉奸语言所毒化。汉奸与否，成了人们判断敌我友的一个基本思维方式，也成为人们打击对手、整人、整臭人、整死人的基本方式。
改革开放之后，汉奸曾有一段时间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阶级斗争仍然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几次大的争论，大都与阶级斗争思维方式有关。1983年的反对精神污染、1985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阶级斗争思维的典型表现。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谈姓社姓资，强调反左反右主要是反左，虽然起到了重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但崩子里还是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刘军宁明确提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之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托市场经济之福走上前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才被主流价值观部分吸取。出人意料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本来是天灾，却没想到承受了普世价值与特色价值交锋的导火索和战场。阶级斗争思维再次显现，汉奸字眼再次横空出世，并以汉奸的名义对普世价值进行意识形态大扫荡。在此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一些人突然发现，当出现了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汉奸一词如此精致、如此管用，被一些人视为置对方于死地的重要法宝。
第三，网络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网络大发展，从博客来说，也就十年左右的时间，比如博客中国去年搞了十周年纪念。从微博来说，大致也就六七年的时间，微博大发展，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网络的发展给人们提供和拓展了大量写作的空间，理性讨论的空间，同时也给人们提供和拓展了发泄的空间或者非理性渲泄的空间。更为主要的是，网络比现实更自由，微博比博客更自由，自由成为网流的核心价值观。由于网络是虚拟的社会，人们在现实中可能是彬彬有礼，在现实中是谦谦君子，是朋友，是同事，在网络中可能突然变成了价值的对手、意识形态的敌人。网络给在现实中不能表达的内容以充分表达的机会。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左派、右派、骑墙派、维权派、情绪派等各种主义、各种价值观、各种派别都在博客和网络中一展身手。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世价值与特色价值也在此不可避免地交锋，双方都在寻找现实支撑，而麻烦就出在这个现实支撑当中。
强调普世价值的人会主动寻找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现实支撑，因为这些国家是普世价值的实现者和践行者。强调特色价值的人会主动在传统中、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中寻找理论支撑，甚至还会寻找苏联东欧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会找朝鲜、利比亚、叙利亚这样的历史国家和现实国家作为支撑。普世价值观强调的是普世，特色价值观强调的是特色，普世价值与特色的价值对立和现实对立和冲突在网络上引发更为激烈的对立和冲突。这种激烈的对立和冲突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以汉奸与反汉奸、互称汉奸的对立和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无论左与右，无论是普世价值与特色价值，都中了阶级斗争的道，都中了汉奸的魔法。汉奸如同释放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发挥着恶魔效应，又如同都穿着反汉奸的红舞鞋跳舞。吊诡的地方在于，强调普世价值的一些人因举起反汉奸的旗帜而着了特色价值的道，强调特色价值的人因反对普世价值而着了普世价值的道，因为持特色价值的人在在骂别人是汉奸的时候享受的却是言论自由的价值，只是把言论自由用错了地方。
第四，网络言论自由的恶果。在西方，言论自由是由道德支持的。西方的宗教信仰纷争最后的结果是良心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宽容，因其宗教的作用，言论自由也具有了道德的约束。就言论自由本身而言，经过经典作家的不断阐述，经过西方人的实践，言论自由既成为西方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活方式。言论自由既反对对言论自由的社会限制，也反对权力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既反对社会对言论自由的语言暴政，也反对权力对言论自由的政治暴政；既有消极的言论自由，也有积极的言论自由；既有社会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也有宪政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言论自由是多层级的，其限制与保障也是多层级的。西方人的言论自由已经具有了几百年的时间，语言暴力、语言恐吓已经从言论自由本身退出来，留给言论自由的是晴朗的天空。在德国等十几个国家里，不允许纳粹的言论出现。在美国，虽然有纳粹的言论和共产主义的言论，也划归到言论自由的内容和范围，前提是不能威胁他人。
西方的言论自由，无论从哪个方面的限制和保障，在中国或是没有或是还处在萌芽状态，除了宪法第三十五条保障言论自由外，并无具体的条款保障言论自由，更少有宗教自由和道德自由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于是乎，中国的言论自由在没有诸种层级的约束下就粉墨登场了。由于中国缺少公民教育，没有公民文化的传统，坐上言论自由马车，扬起的却是阶级斗争的马鞭，使言论自由步入歧途。汉奸与反汉奸，在言论自由的歧路上快马加鞭，言论自由物是人非。言论自由成为恶之花，华美的骷髅。
让所有人摘下汉奸的帽子，有理说理，理性辩谈，言论自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清除阶级斗争的思维，需要构建网络道德，需要建立公民文化。只有实行宪政民主的改革，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限制所有的权力，包括限制民主的权力。才能保障言论自由，使每一个人避免语言的暴力与恐惧。进而形成言论自由的共识，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语言的恐惧必然会因此得到根本性的消除，以汉奸的名义打倒对方必然会因此退出历史舞台。
來，就是來自08年來大陸銀行瘋狂擴張信貸。簡單來說，就是瘋狂印鈔。大陸銀行體系的存款，由08年的41萬億人民幣，膨脹到近年的184萬億。其實大家有機會跟國內的朋友談話，他們都會說國內的東西越來越貴，銀紙貶值，而只要他們出了國境，便會瘋狂消費，有人把這解讀為他們很有錢，我的看法是國內根本沒有什麼值得他們購買。食物是有毒的，貨品是假的，電器會爆炸的，人民幣在國內猶如廢紙，但到了香港海外（因有人民銀行保證以1美元兌約6.2人幣的超優惠兌換率）則變成超高購買力，有人民的血汗錢資助，不瘋狂購物才是傻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