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之巧合，容易令人相信冥冥中有神靈。在歐亞大陸的東隅曾經出現一個塑造中國文明二千五百年的孔子，而西端的歐洲大陸在同一個時間出現了一大群的古希臘哲學家，由柏拉圖（Plato）集其大成。馮友蘭在他的【中國哲學史】把孔子比作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蘇格拉底，（Socrate），有點不倫不類，可能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明自卑感作祟的表現。其實蘇格拉底的道德信仰對西方文明的影響遠遠比不上孔子，而深刻影響西方哲學思想的是柏拉圖而不是蘇格拉底。西方文明支柱之一的宗教，似乎在中國只以崇拜祖先的形式展現。殊不知自漢武帝開始，在獨尊儒家的政治動力推動下，孔子卻意外的登上了宗教的神台，蛻變成一教之主。宗教裡的上帝是客觀的存在，在敬祖的中國文明，上天以天道，它的“厚德載物”，在二千年來的孔子身上越添宗教色彩，和孔子應對的应该是中東的基督耶穌。一直到近代的五四運動，孔子的神化才受到比較嚴重的挑戰。
政治的力量是如此的巨大。公元五百二十九年羅馬帝國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下令關閉希臘雅典的柏拉圖學院（The Academy），從此以後中世紀的神學一統西方的哲學追求。如果從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化開始一直到十五世紀末的文藝復興是中世紀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時期，神學統治西方思想歷時一千多年之久。但出乎意料的是，從文藝復興開始，歐洲的哲學思潮澎湃，非但之有數學和物理學的快速發展，政治和經濟學也出現爆發性的蓬勃，代代有新思維。至於位於歐亞大地東隅的中國，早在西元前一世紀漢武帝時，“罷百家獨尊儒術”，相對來說，公元四世紀初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的依皈基督教的影響真是小巫見大巫。
且不說傾向無政府主義的道家理所當然的不會受到任何政權的青睞，就是提倡兼愛的墨家，也是理所當然的不為專制王朝所喜愛。作為以“鑄刑書”來標榜法治的法家，在中國歷史的春秋戰國時期，有明君力圖擺脫貴族的封建既得利益，才有了施展才華的機會。就是秦國的商鞅權傾一時，最後還不是在和貴族的權鬥中粉身碎骨。而秦始皇王朝在他死後的短暫歲月，也可以說是青黃不接的統治階層的脆弱所造成。到漢武帝天下莫非王土，政治稍為穩定，重新塑造新的社會秩序急在眉頭。有鑒於秦朝統治缺乏一個利益比較一致的管治階層，通過孔子的政治及社會秩序主張是一拍即合。而從漢武帝開始，把孔子儒家的經典作為取士當官的途徑，一方面統一了輔助管治官員的意識形態，對於統治者來說有助解決百家爭鳴的混亂爭論，另一方面也重新鞏固了對皇權的至高無上的確認。在政治上，官吏重新回到正考父家廟鼎裡的說的“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的可憐相，是儒字和儒家的根源。想當官的讀書人，卻也受到孔子對於仁義道德的追求的呼喚。至於到了民間，卻是宗法和禮教發揮了難以想像的威力。中國因漢武帝的獨尊儒家而二千多年來沒有多少變動。和西方的中世紀沒有太大的分別。
奇怪的是，當今西方文明所崇尚的平等、自由和法治在孔子的儒家似乎找不到生存的空間。朝代在更替，帝國依舊沉睡。遠在歐亞大陸十九世紀初的法蘭西帝國君主拿破崙曾經說過一句有關中國的名言：“一旦中國醒來，整個世界都會為之顫抖(Quand la Chine s'éveillera, lemonde tremblera)。” 中國什麼時候醒來呢？是否要等到中國式的文藝復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