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表態，得權、利而失義
「我是中原“無為而治”文化的擁護者，亦是眾多受益人之一。」在中原(更確切的說，在施永青先生)“無為而治”理論正確性備受質疑的風雨飄零中，張奕威作了自己的政治宣言。
對許多讀者朋友(甚至地產代理業內人士)來說，“無為而治”是甚麼，大家都可能不甚了了。“無為而治”其實是施永青先生標榜的一種管理哲學，他和他的親信認為中原地產的成功歸功於此一管理哲學。簡單而言，施先生認為管理公司應該「上面無為，下便有為」，「老闆無為，員工才可以有為」，所謂無為，是指無所作為；有為，是指有所作為。用現代管理學的術語，施先生的“無為而治”其實就是極端授權、完全授權。這種以中國哲學之父老子的名言來包裝的管治理念，錯誤百出，我今年一月以來撰文《施永青的無為而治》十三篇批評之，有意窮其究竟的讀者朋友，可從本專欄尋閱該文。
“無為而治”其中一個致命的弱點是，為下面管理層製造了一個混水摸魚、上下其手及各取其所需的機會。公司主席無為，下面的董事有兩個選擇：想攬權、有為的，則充分利用公司主席的無為而為所欲為，還美其名為不想有負主席的信賴和授權；想偷懶的，不求卓越但求吃喝玩樂的，則充份利用公司主席「無為而治」的理念，一於無事無為，甚麼都往下推，還振振有辭地說：「我無為，下才有為。」誰也怪他不得，大家還要大讚他是主席的好學生，能堅定不移地執行「上面無為，下便有為」、「老闆無為，員工才可以有為」的管治政策。董事下面為區域經理，區域經理亦可以有上述兩個選擇，總而言之，每層管理都可選擇有為或無為，而不論他們怎樣選擇，都是理直氣壯地正確，誰都不可非議他們。
下面管理人員攬權，會造成大小藩鎮割據，中央大權旁落；下面管理人員逃避責任，無為無事，沉迷於尋歡作樂，容易形成腐敗。「上面無為，下便有為」、「老闆無為，員工才可以有為」雖然包含有為(下的有為)，但同時亦包含了無為(上的無為)，但上為主導，上面無為，而下面可以持續有為的，未之見也。既然上面不提倡不鼓勵自我有為，最終一定會使整間公司上上下下都無為，所謂「下便有為」祇是「假、大、空」。
施先生是一個較為疏懶、怕理事之人，不理事而要靠下面的人替他賣命，不免要動之以利，不是動之以小利，而是大利。因此，“無為而治”除了對高層管理人員極端授權、完全授權外，還有一個存在但不張揚的特點：賜與高層管理人員(自然包括施先生自己)極其偏高的酬金，五倍、十倍於主要對手美聯！
極端授權、完全授權意味著施先生將自己的巨大權力轉授下面的董事，喜愛大權獨攬的張先生當然倒履歡迎；張先生貪不貪財我不知，但觀乎他於《敬謝王文彥先生褒獎》中明白表示：「我是打工仔一名，有付出、有交代、亦有回報，獨來獨往，冇拖冇欠。既已收取真金白銀，又何需王先生文字褒獎。」，輕視文字褒獎，重視真金白銀的回報，張先生肯定不會拒巨利於千里之外。張先生既享大權(統率中原集團整個中央事務系統，對營銷系統有巨大影響力，施先生對他亦不敢指指點點)，復擁巨利(以96年度為例，施、張等四人每人平均拿3,569萬元酬金，為美聯董事平均酬金的10.3倍；97年度，施、張四人每人平均拿1,890萬元，為美聯董事平均酬金的4.5倍)，張先生無疑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他對“無為而治”歌功頌德及感恩圖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令人不解的是：所得大權巨利，何必高調炫耀？需知中原一個普通營業員，胼手胝足，每年要賺20萬亦不是易事，而你們這些坐而論道的董事的收入卻百餘二百倍於他們，豈不令廣大營業員相形見絀、思之神傷？！“無為而治”其實就是施先生的化身，張先生是明確表態，誓死效忠施先生，與王文彥劃清界線。張先生有今日，施先生當然居功至偉，但沒有王文彥起初的邀盟和重用，張先生又怎會有後來受知於施先生的機遇？為權為利大捧掌握中原現時政權的新老闆及小捧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黃偉雄先生而力斥當下喪權失勢的舊老闆，會給明事理、有正義感的人一種甚麼觀感？抹黑王文彥，張先生很可能會首先抹黑了自己，是智者所為嗎？
面對我近日對「無為而治」的猛烈批評，張先生此刻公告天下自己是「無為而治」的擁護者及受益人，自有濃烈的現實政治意義。不可將張先生的政治宣言僅視為為了討好施先生，他同時倒真有強烈的保衛「無為而治」之心的，祇不過，保「無為而治」是為了保施，保施骨子裏是為了保張先生自己巨大的既得利益。
張先生的政治表態，得實利(鞏固權位及利益)而失道義，殆無疑義！當然，以張先生的道德標準來說，道義是毫無價值的，喪失便喪失，他不會戚戚然而祇會嗤之以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