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的崛起和衰落
我對香港的崛起和衰落的看法，與議員稍有不同。謹一併陳述於此供大家參考。
2000年12月18日，我於《香港經濟，病在哪裏？》中說道：
『香港經濟過往那麼強盛，是因為盡得該段時期的天時、地利及人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往的天時、地利及人和，不是消失殆盡，就是大打節扣，嚴重地腐蝕著強盛經濟的基礎，香港經濟焉能不病！
香港過往得到甚麼天時、地利及人和呢？現在又是怎樣失去的？
香港擁有優良的永不結冰的深水港，地處中國南大門，居亞洲諸國中心，南向太平洋，東接美加，地理環境的優越，是不言而喻的；五、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港人一般都聰明、拼搏、刻苦耐勞、學識不賴，中英文水平相當高，又頗能融合中西文化之長，再加上香港日益具備國際大都會格局，吸引了世界各地許許多多精英來港投資、工作，盡得人和；天時就更不得了，45年至49年，國共內戰，戰亂驅使國內的資金人才紛紛南下香港。解放後，三反五反，逼使國內（特別是上海）資金人才進一步蒞港。51至53年的韓戰，西方封鎖中國大陸，中國不得不倚靠香港這個渠道去進口戰略物資，香港於是大發戰爭財。50年代末期，中國大搞「大躍進」，其後幾年，天災人禍，超過100萬國內人民透過種種途徑進入香港，為香港帶來大量廉價勞動力，從而為香港的工業創造了騰飛基礎。65年至76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中國閉關自守，國內經濟瀕臨崩潰邊沿，但卻為香港創造了無限商機。78年以後，鄧小平開始大改革，開放經濟，為香港龐大資金及人才提供了最好的出路，另方面，外國人要做中國生意，都得利用香港作為跳板，光是台灣，每年就有三百萬人次經香港進入大陸，香港從中得到的好處是十分巨大的。
不難看到，香港主要是靠發國難財起家的，但隨著國內近20年的經濟改革大成功，香港過往享有的天時漸次湮滅，香港中介地位一落千丈。不但這樣，國內許多城市、地區還崛起成為香港的經濟競爭對手，威脅有增無已，中國加入世貿後，短期香港還可享有某些隨之而來的利益，但中長線去看，香港的處境會愈來愈困難。
香港新一代，人的素質下降得十分利害，普遍來說，思考力很差，急功近利，中英文都不行，不肯吃苦吃虧，輕視學習，再無父兄輩的優點，如何去面對有目標、雄心勃勃、幹勁十足的國內年青人的競爭？香港過去刻苦能幹一代的接班人何在？實可堪憂！
香港的地理環境，優越依然，但隨著國內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深圳）的蒸蒸日上，以及中國進一步全方位開放，香港的地利，較之過去已相對削弱。
香港經濟日差，其實是逐步喪失過往天時、地利及人和後的結果。喪失了過往賴以致富的優勢，香港如仍想再站起身，出路祇有一條，就是全盤反省，找出新形勢下本身仍具的優勢及現存致命傷，揚長避短（甚至補短），重新為自己定位。祇有這樣，香港經濟才有機會再發光芒。』
2001年10月29日，我於《施政報告錯失點滴（二）》中說道：
『（董建華）施政報告回顧香港過往成功要素，重申強調香港具備的許多優越條件，特別提到「香港背靠祖國大陸，連接世界各地，其他地方都羡慕我們這個獨有的優勢。而中國經濟則一枝獨秀地持續增長，既為我們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也催促香港加快進步」。解放以來迄今，中國與香港的經濟關係十分微妙，中國對香港從來都是既補足扶持，又競爭，祇不過有時以補足扶持為主，競爭為副，有時則以競爭為主，補足扶持為副。補足扶持或競爭，不一定是中國主觀意志，而是客觀形勢使然。大體而言，78年以前，由於鎖國政策及頻繁的政治運動，中國對香港幾乎完全是補足扶持，毫無競爭，這是香港最好的時光；79年至94年，中國開始經濟開放，這時期以補足扶持為主，競爭為副，香港日子仍過得很好；95年迄今，特別是97以後，經濟開放已見成效，發展一日千里，這時期以補足扶持為副，競爭為主，國內城市以三低一高對香港三高一低的壓倒性競爭優勢擊倒香港，香港成了中國經濟開放的祭品，日子開始難過，日後會更難過。背靠祖國大陸，以前的確是香港獨有大優勢，但時移世易，面對其強勁競爭力，香港首當其衝，背靠祖國大陸，不但不是優勢，反而是一個負面因素，世事之吊詭，莫過於此。
我這樣說，絕無絲毫挑撥港人不滿國家之意，祇是想指出一個客觀事實。幸福不是必然的，過往香港的繁榮，主要是建立在國家的不濟上，享受了半個多世紀借來的美好日子，以後要自求多福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苦難，幾代無數有志之士前仆後繼，不惜拋頭臚、灑熱血，所求者何也？還不是追求國家富強！如果因為國家的崛起而造成香港的滑落，我相信明事理的港人會額手稱慶多於怨天尤人。』
15年過去了，香港固有的優勢喪失更多，它對中國的重要性愈來愈小，而港人（特別是行政、立法兩會的尊貴成員和議員）祇懂內耗，完全沒有「全盤反省，找出新形勢下本身仍具的優勢及現存致命傷，揚長避短（甚至補短），重新為自己定位」。香港的經濟轉型，屢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成功的機會愈來愈渺茫。
～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