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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滿意的文章選集(824)

王文彥

怡居地產常務董事及
中原地產創辦人

中國的民主黨派
 
﹙原文發表於2015年9月10日﹚
 
 

不關心政治,特別是不關心國內政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國內存在眾多的「忠誠反對派」──民主黨派。這些忠誠的反對派都可合法地論政,甚至批評共產黨。

 

民主黨派,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除唯一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外的八個參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黨的統稱,而這個名稱,在國內是一個政治專有名詞。

 

民主黨派的順序不可隨意變動,其排名是依據中國當局評價各黨派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所作的貢獻大小,順序排列為:

 

排名

政黨

簡稱

現任黨主席

公職

1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民革

萬鄂湘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2

中國民主同盟

民盟

張寶文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3

中國民主建國會

民建

陳昌智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4

中國民主促進會

民進

嚴雋琪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5

中國農工民主黨

農工黨

陳竺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6

中國致公黨

致公黨

萬鋼

全國政協副主席、科學技術部部長

7

九三學社

九三

韓啟德

中國共產黨黨員、全國政協副主席

8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台盟

林文漪

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國共產黨公開聲明,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合作方式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或「一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

 

民主黨派大部分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以及日本投降以後、國共內戰爆發以前成立的。

 

中國當局容許民主黨派在一定條件下提意見(甚至是政治上的反對意見)。在哪些條件下?毛澤東這個開國之君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道: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就字面看,是沒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它們,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它們,其他的人們也可以利用它們。所謂香花和毒草,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有各自的看法。那麼,從廣大人民羣眾的觀點看來,究竟甚麼是我們今天辨別香花和毒草的標準呢?在我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應當怎樣來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呢?我們以為,根據我國的憲法的原則,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我國各黨派歷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這種標準可以大致規定如下:(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提出這些標準,是為了幫助人民發展對於各種問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為了妨礙這種討論。不贊成這些標準的人們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辯論。但是大多數人有了明確的標準,就可以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就可以用這些標準去鑒別人們的言論行動是否正確,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 

 

在同一篇文章中,毛又說道: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也是我國具體的歷史條件的產物。這個口號並不是突然提出來的,它已經經過了好幾年的醞釀。長期共存的思想已經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會主義制度已基本建立,這些口號就明確地提出來了。為甚麼要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同工人階級政黨長期共存呢?這是因為凡屬一切確實致力於團結人民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到人民信任的黨派,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它們採取長期共存的方針。我在19506月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就已經這樣說過:「祇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還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並且是一貫地做下去,並不半途而廢,那麼,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機會和效力的機會的。」這裏所說的,也就是各黨派可以長期共存的政治基礎。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於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產黨一方面的願望作決定,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他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黨派互相監督的事實,也早已存在,就是各黨派互相提意見,作批評。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甚麼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羣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當然,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相互之間所提的意見,所作的批評,也祇有在合符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六條政治標準的情況下,才能夠發揮互相監督的積作用。因此,我們希望各民主黨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爭取和共產黨一道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以適應新社會的需要。』

 

看完毛澤東的話,不難看到,要在國內當一個合格的「忠誠反對派」,遠較在香港的[以劉兆佳、盧文端所列標準(相信離中央的不遠)來說]難,之所以這樣,當然是因為香港的特殊性。

 

在《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中,毛澤東指出:

 

「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并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對人民說來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這種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都採用這種方法。」

 

在國內和香港建制當權派(在沒有泛民要爭取的真普選情況下,香港行政長官來自建制派是常態)眼中,政治上的反對派如果不忠誠,就是敵人。無論你多有才幹﹑多有治國點子,政治上都不給出路,還要多方打擊阻撓。

鑑此,立意在香港政壇生存和發展和為香港長遠利益出謀獻計的民主黨及其他溫和泛民實宜早些接受「忠誠反對派」的角色,和中央「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以免隨著時間推移和形勢愈來愈有利於中央的情況下,中央日後對香港「忠誠反對派」的要求可能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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