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7年的香港經歷，將心比心的說，普通香港人是可憐的。工作壓力那麼大，收入那麼少，生活成本又那麼高，每天回家還祇能和老小三代擠在鴿子籠裏，心態怎會平衡？我們過不下去，可以退回大陸。大城市過不下去，可以去小城市。總之中國那麼大，總有自己的容身之處。但香港人，他們幾乎無路可退。這就可以理解為甚麼有一些香港學生會出現在佔中或者遊行的隊伍裏：如果畢業就意味著失業，那總需要宣洩一下這種心情？其實對於任何一個社會，學生上街，都意味著社會本身生病了：學生天然需要做的，是泡圖書館，啃書本，是寫詩，郊遊，談戀愛，做各種夢並去實現它。
人在受到外部環境刺激而又無力改變的時候，傾向於把自己封閉起來，拒絕接受外部的任何資訊，在我看來，這多少代表了目前的香港。在隱約的恐懼與揮之不去的迷茫支配下，部分港人開始逃避，討厭湧入的大陸人，討厭湧入的菲律賓人，討厭所有的改變，緬懷著被統治卻可以過安心日子的曾經。這種心態在中下層香港人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就祇是因為我說著一口普通話，最近兩年我曾在美心、吉野家、百佳超市等無端遭受服務人員羞辱性的白眼和非常明顯的敵意，也曾多次在坐計程車的時候聽司機一邊一臉的不屑，一邊用粵語在嘀嘀咕咕──我能聽得出他們是在罵人。我想發火，但最後還是忍住了。他們以為我聽不懂粵語，但感謝在香港的7年薰陶，實際上我不僅會聽，也能說一口流利的粵語，我甚至能用粵語把黃家駒的《海闊天空》唱得讓土生土長的香港同學甘拜下風──祇是我平時還是很固執地說普通話──那是我的母語，來香港前我已經說了20多年了，已成為一種習慣。如果我需要改變這種習慣才能得到接受和認同，才能被融入，那是不是說明香港這個社會真的生病了？』
可退而不願退
香港人不是「幾乎無路可退」，他們一樣可以退到大陸，「大城市過不下去，可以去小城市」，可以退到台灣，甚至退到東南亞較發達的國家。港人的問題在於眼角過高，嫌東嫌西(特別是嫌中國)，不是嫌別的地方的文化差異、語言差異、政經制度差異，就是嫌起薪點的差異（當然是因為顯著較低）；港人總是較為短視，沒有港漂那般看得遠，肯為夢想付出重大代價；港人亦不肯輕易放低身段，為在新地方發展而改變自己，因為改變意味著吃苦，可能身心俱苦，那可不是他們心中的一杯茶。不是精英的港人，結果真如作者所言，「幾乎無路可退」。
「學生上街，都意味著社會本身生病了：學生天然需要做的，是泡圖書館，啃書本，是寫詩，郊遊，談戀愛，做各種夢並去實現它。」說得對，對極了！學生有學生的角色和本份，五四、六四和佔中的學生運動，都是非常時期、偶一為之的非常行動，不可視為常態，香港政府、政黨、學生和家長都應該細嚼作者這段話。
討厭不是出於逃避
小部份港人討厭大陸人別有因由，以前我多有論述，不贅。港人並不討厭「湧入的（14萬餘）菲律賓人」，她們絕大部份從事菲傭工作，幫助解放港人的勞動力，歡迎唯恐不及。早幾年在馬尼拉人質事件中，港人被挾持，死傷纍纍，香港市民極端傷痛，但都懂得光怨恨菲律賓政府而不怨菲傭及普通菲人。縱使真的討厭國內人或菲律賓人，那不是出於逃避。
作者沒有明言是甚麼「隱約的恐懼與揮之不去的迷茫」，個人估計他是指港人對中國國內的政經、生活、文化和教育各方面的恐懼和迷茫；香港日漸中國化的趨勢；上流之路、核心價值的日漸消失；深層次矛盾愈趨激發。逃避不是港人的主流，相反地，部份偏激者是站出來抗爭的。
白眼和敵意，其實僅是服務業水平差勁的錯誤解讀
白眼和敵意可能是作者的錯誤解讀，那其實是部分服務人員的無禮，這種無禮是一視同仁的，作者在美心、吉野家、百佳超市和坐計程車所遭受的無禮待遇，是香港服務業水平差勁的反映，其他港人亦不時遭逢相同「禮遇」，作者或港漂實在不必過於介懷。
就個人觀察，美心、吉野家、百佳超市等機構的服務人員絕少如作者所說那樣的對待國內人，相反地，他們是更客氣，更有耐心。對於的士司機，我不敢說，他們普遍對客戶不大好，不少司機粗口、罵人、繞圈及多計行李費騙錢、亡命快車等等，不一而足，作者所遭遇的，與我等港人比較，已屬小兒科。
無論如何，無禮令人不快，對來自異鄉的港漂和國內遊客，更容易引起他們的誤會和反感，本港服務業真該加強對從業員的培訓和管理，從而提升整體服務業的事業水平。
～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