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標正確，手段及時機不正確
(原文發表於2015年3月26日)
行政長官梁振英3月25日早出席一個財經論壇時，呼籲選民用選票，將阻撓政府的立法會議員趕出議會。
梁振英表示，去年持續79日的佔領行動，有人提出不符合《基本法》的公民提名，但最終被法治和民意壓倒，公眾最終對佔領行動失去耐性。他認為，在佔領行動背後的議員，可能在今明兩年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被懲罰」，公開呼籲在場人士登記做選民，用選票將泛民逐出議會。
梁振英在離開時，被記者追問為何呼籲將泛民逐離議會時，他拒絕再作補充便離去。
在自由行仍未實施的2003年，澳門的平均個人國民所得是17,586美元，香港是23,977美元，後者高於前者36.3%；在2012年，實施自由行九年後，澳門的平均個人國民所得已躍升至78,275美元，香港則是36,796美元，前者高於後者1.13倍。九年前後，澳門平均個人國民所得勁增3.45倍，香港僅增53.5%，前者較後者的額外增長，主要得歸功於前者從自由行中的獲益遠高於後者。
在2003年，新加坡平均個人國民所得是22,690美元，至2012年則是51,709美元，增幅為1.28倍，同期香港的增幅僅為53.5%。不但這樣，在2003年，香港的平均個人國民所得稍高於新加坡（23,977美元對22,690美元），但到2012年，香港已遠遠落後於新加坡（36,796美元對51,709美元）。
香港的落後，主要是因為泛民政黨及立法會議員幾乎甚麼都政治化，逢中必反，阻撓政府合理地施政，更阻撓中港經濟的順利融合，最終導致香港經濟的嚴重邊緣化和退步滯後。
我原本亦贊成保留泛民在議會的反對派角色，甚至不介意讓他們在議會擁有否決權，以便作出對當權派的適當制衡。但回歸十多年來，泛民在議會不斷濫用了反對派角色的力量，特別是濫用了自己的關鍵性否決權，他們反對派應有的積極和正面作用已走向反面，既然如此，不如請他們離開議會。在這個意義上，梁振英想將泛民議員趕出議會是正確的，但在爭取達標的手段上，梁振英似乎不大高明。
首先出現問題的，是提出呼籲的時機。呼籲選民用選票將泛民的立法會議員趕出立法會，最好時機是在泛民議員已否決政改之後及在2016年立法會議席選舉前，那時作同樣的呼籲，理直氣壯，出師有名！當會引起大部份選民的強烈認同。
要將泛民議員逐出立法會，必須在2016年的議席選舉中得到不同地區廣大選民對他們投反對票。與其呼籲小部份「在場人士登記做選民，用選票將泛民逐出議會」，何不呼籲廣大的「全港合資格市民登記做選民，用選票將泛民逐出議會」？
記者追問梁振英為何呼籲將泛民逐離議會，問得有理。泛民議員在佔領行動中提出不符合《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及阻撓政府施政都不構成泛民議員應該被逐的罪。泛民議員的逢中必反，在阻撓政府施政及中港經濟的順利融合中，他們同時客觀上陷香港經濟於長期嚴重邊緣化、退步和滯後，以及破壞中港關係，影響本港整體長遠利益，這些罪才重，才令選民感覺值得投反對票。這就是驅逐他們的理由！
記者的追問，本是梁補救（到位解釋）的良機，但梁輕輕放過，實在可惜。希望他在日後呼籲良機再現時，再亡羊補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