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效忠可難可不難
(原文發表於2015年1月21日)
2013年9月25日，《信報》創辦人林行止撰文評論香港特首雙重效忠的為難處，以下是該文撮要：
『經北京認可（挑選）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他們履新的誓詞是：「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兩相比較，前「朝」（英國）命官（總督）表忠受命，誓詞內容申明他是效忠皇帝，為君主努力服務而非為當地人民效力，那是出諸帝制傳統，有濃厚封建色彩，可說是凌駕於人民頭上，充滿高高在上尊貴的腔調，與英國君主立憲體制，絲絲入扣，沒有鬆脫。特區行政長官的誓詞則在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不過同時要向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換句話說，行政長官必須忠誠為港，但在責任方面，花開二枝，一為中央，一為特區…...特區至今先後四屆三位行政長官，都是在中央領導人面前宣誓就職，以「擁護《基本法》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區負責」。聽來並不複雜，實行起來卻極為艱難…...香港難以管治的因由是「忠誠雙向」令行政長官不能全心全意事事以香港利益為考慮，他雖然立誓效忠香港，卻要分神分心分力向中央政府負責。當香港支持行政長官的民意急挫時，他只有仰仗北京力挺以維持其管治的「半邊合法性」…...行政長官得中央支持而港人不悅，又或香港民意所趨卻不為北京所喜，行政長官如何取捨？當年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苦衷，董建華早有體會。』
聽林先生娓娓道來，特首雙重效忠似乎為難處甚多，但個人覺得，祇要處理好幾種內在關係，絕大部份的為難應可迎刃而解。
1. 國家與地方的關係
中港之間，中國是國家，香港是地方。中國的利益是全局利益，香港的利益是地方利益，當兩者產生衝突，全局利益應凌駕局部利益。
香港特首添為地方官，在施政時，要銘記不可本末倒置，將地方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這需要地方官的特首時常胸懷全局；
2. 上下級關係
特首在港位高權重，但相應中央有關領導人，後者為上級，前者為下級。下級當然要聽命於上級。中央就香港事務給特首的指示、指令，特首責無旁貸要執行。理解（認同）固然要執行，不理解（不認同）亦要執行；
3. 指示、指令或民意的合理與否
上級下達的治港指示、指令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而不合理的程度由輕微至嚴重。合理（特別是法理情俱備）的指令當然易辦，碰到不合理的（特別是嚴重的），特首應暗地裏向上級放言直諫，以求上級收回成命或大幅修改；如果上級對諫言一再置諸不理，而特首深感執行該等嚴重有乖自己的價值觀和良心，那就不出惡聲掛冠而去吧；間中上級的亂命可以避重就輕地執行，那就盡量避重就輕，直至避無可避。如上級苦苦相逼而特首又過不了自己價值觀和良心這一關，可考慮辭職不幹。
香港民意亦有合理及不合理的。合理而又為北京接受，當然易辦，合理而不為北京所喜，特首應暗地裹向北京進言，要求北京接受和放行；如果北京對進言一再置諸不理，而特首深感無視該等民意嚴重違反自己的價值觀和良心，那就不出惡聲掛冠而去吧；民意不可盡聽，碰上不合理的，縱使北京沒意見，應本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逆民意而行。
4. 上意與民意
來自北京的指示指令（上意），往往代表著或涵蓋著國家的利益；香港的民意每每代表著或涵蓋著地方的利益。當兩者發生衝突，祇要特首遵循上述（1）、（2）及（3）的處理方針，為難當可大減。
林行止看到首兩任特首（董建華及曾蔭權，特別是前者），在上意與民意兩難存的情況下，施政難以取捨，弄致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因此有感而發。
何以至此，皆因董、曾兩人的個性都想兩邊討好，想在上意與民意中取得平衡。在利益嚴重衝突下，平衡往往是mission impossible，勉強要平衡反令自己兩面不是人，內心痛苦從中而生。
《基本法》讓香港享受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表面上，除了軍事、外交和特首及問責官員的任命、確認外，香港的管治全都委諸特首和他的管治班子，但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北京的治港意志無處不在，而港人（特別是擁抱民主的）普遍期望特首發揮高度自治（甚至完全自治），以香港的利益為先，將北京的有形或無形指示指令或影響置諸不理，特首一旦把持不定，內心的痛苦掙扎就無可避免。在政治層面上，港人的期望（林行止所說的「全心全意事事以香港利益為考慮，不要分神分心分力向中央政府負責」）是地方利益凌駕全國利益，是下意凌駕上意，在世界任何國家都不容許的。如果港人的期望，真如林行止所言，那實在失諸太自大、自我和自私了。
說來吊詭，民望低沉、硬骨頭性格及較少地方主義色彩的梁振英卻比較懂得處理、拿捏上述四大關係，我相信他是林行止筆下的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