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可能還不太明白現今香港社會問題的深層原因。香港的社會問題不斷累積而不能解決，自然是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無力亦無方。而之所以政府管治無力無方，根源在於這個政府從來就是一個弱勢政府，和港英時代完全不可相提並論；並且，這個弱勢看來還要繼續下去，可見的將來沒有扭轉的可能。而王先生所提的方案，只有在一個至少如港英當時般強勢的政府下才有能力及意願實施。
那麼就要追問，為何香港特區政府遠遠不能如港英政府強勢？
當然，這個問題也可以扯到東西方對峙，而香港恰好是一個各種力量的交匯點和平衡點。不過，這對於香港來說屬於不可改變的外部因素，因而難以從這個方面得出改善或補救的辦法。我們應該多關注香港的內部因素，發揮主觀能動性。造成特區政府弱勢的香港內部因素也可能有很多種，但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卻從來無人提及的因素恰恰是一直被奉為不容置疑的原則的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正正是由於香港的確實現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在香港的特殊條件下，無論特區政府和特首怎樣產生，哪怕是由反對派所謂的“真普選”產生，都不可能避免這個政府的弱勢和管治不力。
香港的特殊條件就在於它太小了，而且與周邊地區的政治制度完全不一樣。因此特首就是從政的港人能爬到的最高位置，而一般的司局長和立法會議員就是他們已經相當滿意的歸宿。由於與周邊（內地）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這些高官和議員一旦任期屆滿，無法轉到內地繼續從政，也無法去英國開拓他們的仕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得不留在香港生存發展，因此他們普遍具有不敢得罪本地豪強和各種勢力，“事事留一線，日後好相見”的思想，從他們上任的伊始就是這種心態。這樣的政府焉能強勢？？
相對地，如果是一個英國的政治人物，例如利物浦市長，他任期結束後還可以去其他城市競選市長，或者競選下議院議員，被內閣委任為駐外大使或其他職務等等，發展和可選擇空間顯然大得多，也就沒有那麼擔心得罪人，也有膽量幹些可能得罪部分人的事。那麼他領導的政府當然就會遠比特區政府強勢。
以上是“港人治港”所帶來的問題。而“高度自治”所帶來的問題就是，中央政府本來有一套頗有效的考核和獎懲官員的制度，卻由於“高度自治”無法在香港實施。於是香港特區政府逐漸變成一眾本地政客的嘉年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好開心好愉快好愜意好舒服的日子哈哈哈......
所以我們看到，在前面四任特首中，比較敢想敢幹，願意積極做事的反而是第一任董建華。這正正是因為董出身富豪，不存在（或較少有）對後路的顧慮。但董的最大問題是缺乏政治經驗和政治眼光。他開始時對反對派存在幻想，犯了“政治幼稚病”，以為可以通過自己的開明和寬容化解對立，創造和諧共融的模範社會。他熱愛香港，希望香港保持競爭優勢，因而推出一個又一個宏偉計的設想：數碼港，中藥港，等等。然而他不懂得實現這些設想要有什麼樣的條件和配套措施，更不明白，除了他一個人積極以外，一眾港府官員和職工早就是一班嘻嘻哈哈只顧過好自己小日子，給自己留後路的庸俗小市民。因此，就算他想好了實施條件和配套措施，面對的也只是各種推諉卸責磨洋工，根本不可能落實。
到了第二任曾蔭權的時候，這種政府官員“嘉年華”的狀態更加明顯和惡化。曾本身就是典型的這種人，而他最信任最老友的許祀仁，更是一名大貪。曾不敢大貪，也勾搭不上頂級富豪（人家關係直通北京，根本不鳥他），只好找些新晉富商和次一級的資本家來勾結，從中貪些小便宜。
第三任梁振英，口號叫得響，同樣的雷聲大雨點小。除了在中央支持下挺過“占中”危機，我看不到他究竟有何實在的政績。第四任林鄭月娥，或者相信她會比曾廉潔，也比梁務實肯幹，但在早已定型的香港官場“嘉年華”文化下，她又能幹出多少成績？實在不敢高估。
至於王先生設想的那些“絕世好方案”，是要排除萬難，勇敢面對各種咒駡和詆毀，甚至準備迎戰可能出現的管治危機（例如反對派借機煽動鬧事）才能實現的。縱使林鄭本人能，她的手下也絕無足夠的膽量和擔當，所以也就是說說而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