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高錕出生於上海，1949年移民香港，在本港聖若瑟書院接受中學教育，然後到英國留學，1957年取得英國倫敦大學學院電子工程理學學士學位，並留英工作，1970年回港。1970年至1974年出任中大電子系創系教授，1987年至1996年出任中大校長，長達九年。退休後留港，在香港生活逾30載。他是歷來獲諾貝爾獎的華裔學者中與本港淵源最深的（另一位美籍華人崔琦中學就讀於本港培正中學，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6. 高錕隨和，訥於言而毫無野心機心，但有自己的人生目標，他的座右銘是，「當我離去之後，世上仍存留一點足印」，這是追求「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那種意義上的大志啊！
7. 你是怎樣的一個人，自己怎看不重要，別人怎看才重要。中大人及其他人怎看高錕呢？
高錕在金耀基眼中是一個純真的人，校內一切風波，連同因邀請他出任政協而起的委屈，當時他無所謂，今天，對他更不重要了。金耀基在2009年《明報月刊》「高錕的笑容」寫了一筆真實的高錕：「有同事跟我說，他從未見過高校長生氣，問我高校長是否從不會生氣？說真的，在香港做大學校長，能不對有的事、有的人、有的現象不生氣嗎？Charles的容忍量是超級的，但他是會生氣的！」
港大前校長、中大畢業生徐立之說:
「當年中大學制四年改為三年，高校長正是一校之長，成為中大罪人，備受師生校友責罵，還被認為是他出賣了中大，在工程學院，也受盡委屈。後來他獲頒諾貝爾獎，頓時又成為英雄，無論電子工程學系或工程學院周年慶祝時，都大大稱讚高校長的遠見。我自80年代底、90年代初開始與高校長不時會面，他從不提起過去的遭遇和折磨。」
高錕這個人，從70年代開始在英美科學界獲獎無數，愛把獎盃放在家裏盛火柴盒，遲來的諾貝爾獎，當然沒能改變他，一個世界大獎能改變的，只是世人對他的眼光。
哈佛講座教授、中大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丘成桐說道 :
「無論如何，我們香港人以他和崔琦得獎為傲。高校長可謂國士無雙，我們永遠懷念他！」
「高校長有深入遠見，光纖成功，出類拔萃，使人景仰。但是真正認識他是他做校長時，謙讓而又堅持，使人佩服。在一些但求自我利益的中國人眼中，不見得能夠成事！」
中大善衡書院院長、工程學教授黃永成曾協力為高錕撰寫諾貝爾獎得獎演辭。黃憶述自己當年在美國申請加入中大任教，當時高錕人在美國，邀請他到家，首次接觸已感覺他為人友善又隨和，是他最敬佩的教授和君子 ; 當初於中大教學時，高錕時任校長，他在工程和科技範疇的見解，比許多專家都更具前瞻性，例如光纖通訊。高錕於提出以玻璃纖維進行信號傳送曾遭到許多人否認、認為不可行，但事實說明他的堅守是正確 ; 高錕一直受同事和學生愛戴，是位全沒架子的學者，為人慈祥，隨和謙厚，經常保持微笑，反映他內心的高尚性格，做研究追求真理，重視中大發展，不願展示自己的成就 ; 高錕衣着普通，許多學生以為他是普通職員。
高教授退任中大校長後，曾居於跑馬地，做過壹傳媒獨立非執董，及與黃匡源、馮慶彪醫生等創辦貝沙灣弘立書院，經常出入中環，香樹輝曾在電車路見到他多次背著背囊追電車，香樹輝對他說：「校長，小心呀，不要急。」高校長往往以標準笑容回應：「我還可應付得來。」
中大卓敏電子工程學講座教授程伯中，1986年因參與籌建工程學院，與時任籌委會主席的高錕結緣，「他總是笑咪咪跟你說話，而他所思所想總是遠超一般人，也不時鼓勵資深學者帶領年輕學者，在個人領域做出成果，讓學系在國際舞台爭一席位」。他憶述高錕不時會走到同事的研究室叩門，談笑間討論公事，「他總跟我講：『PC（程的洋名）你看看怎樣？』從來沒有指指點點，不給同事壓力，總是不慍不火，引導你去思考」。
記者2012年訪問高錕夫婦，在與高校長僅有的五分鐘會面，問他可不可以替他拍照，他穿西裝圍頸巾，一副英國紳士氣質，笑容燦爛地說：「隨你做甚麼都可以。」不會規管人的，也不會計較別人對自己做了甚麼，這樣的人，心思根本是另一種系統，看世界，也是另一個格局。
～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