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皮書》是給港人的罰酒(4)
(原文發表於2014年10月03日)
《白皮書》標誌著中央收緊對港的方針政策
我說《白皮書》標誌著中央收緊對港的方針政策是有根據的：97回歸前大部份港人視回歸為大限，湧現信心危機，中央為安撫人心，在《基本法》中反覆保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處處強調及顯突香港特區及港人所擁有的權，與此同時，為中央的權設限（不強調或隱藏了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和其他權力）。現在則相反，同樣一本《基本法》，中央透過《白皮書》強調及顯突了對港所擁有的全面管治權和其他權力，並處處明確指出「高度自治」的限；「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的說法，以前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及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已講過，但由國務院隆而重之以七國語言將之發表的政策文件──《白皮書》，還是首次，有著一錘定音的作用。
中央緣何收緊對港政策？
想知道這點，有兩個人對《白皮書》的看法值得細讀，第一個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律政司司長及極得中央信任的梁愛詩。
她對《白皮書》有三點重要解讀：
1. 由於以往部份港人對「一國兩制」有誤解，甚至過度簡化，所以中央藉《白皮書》宣示其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和監督權；
2. 「一國兩制」的主要目的是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即維持港人原有生活方式祇是配菜），所以《白皮書》詳盡記錄中央十多年來對香港經濟的支持；
3. 此時發表《白皮書》是由於中央不滿部份港人近年基於錯誤理解兩制而對一國的不尊重，例如衝擊解放軍基地等。
第二個是中央智囊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教授，他6月於《信報》網站撰寫了三篇文章。
強世功教授第一篇文章名為《中央治港的硬實力與軟實力》，解釋了《白皮書》針對的「兩個現實問題」，就是行政長官普選、香港排斥內地的傾向。文章指出，回歸初期中央在香港問題上採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預政策，但後來形勢變化，不干預政策已無法適應形勢需要，於是於2003年開始成立港澳協調小組，而從16屆四中全會開始，把香港問題納入「治國理政」的範疇。
第二篇文章名為《中央治港理論與實踐差距》，解釋了何謂「全面管治權」。據強世功教授所言，這個是「新的概念和提法」，是「中央試圖以更為積極和能動的姿態，在法治的軌道上尋求更大的權力突破」。為何要強調「全面管治權」？文章認為，回歸後中央千方百計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發展，但善意努力並沒有爭取到港人的善意回應。社會的激進化不斷打擊中央治港的「鴿派」思路，導致「鷹派」思路不斷上升。
第三篇名為《全面管治權與治港者的文化戰爭》，文中再對「全面管治權」作深層解讀，並討論了港人治港原則是否適用於法官和司法人員。最重要的部份，是強世功教授指回歸後鄧小平提出「保持不變」，在此原則下香港公職人員的「政治效忠問題一下子陷入了真空」。愛國者治港，就是為了填補這個政治效忠的「真空」，但引來的爭議卻更大。
梁愛詩解讀的第2及第3點其實與強世功的第二篇文章的觀點不謀而合，分別祇是梁愛詩表達得比較委婉。
～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