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由上任就開展鄧小平以來最深廣的改革。如何改革?經濟日報3月18日一篇言簡意賅的總結說：
『任何治國理念或戰略都有其針對性，才非無的放矢。習近平的治國理念或戰略針對的就是他上任時面對的中國發展內外大形勢。就內在形勢而言，雖然經濟發展勢頭仍強勁，但社會與政治的眾多問題，如貧富差距、環境生態、社會矛盾、貪污腐敗等，均已到了無法繼續漠視回避的地步，即使在經濟方面，也存在許多產能過剩、庫存過多、槓桿過大的麻煩與危機，必須勇於面對；就外在形勢而言，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全球老二之後，面對美國的節節進逼，中國在地緣戰略及發展戰略兩方面均面臨空前的嚴峻形勢與挑戰。習近平必須內求改革，去弊強身，外則合縱連橫，抓住偉大復興的歷史機遇，其關鍵亦在於改革圖強，所以習近平上任未久，在18屆三中就正式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19屆三中全會，通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一般認為，這次改革的覆蓋面之大乃史上最廣，與過往只改政府機制不同。這次改革涵蓋黨政軍、人大、政協、司法機構，以及群體組織、社會組織和事業單位，顯示這將是一場全社會的綜合改革。』
『如何改革？首先即要觀察形勢，診斷問題。中共19大總結出的核心問題就是「新矛盾」，指出當前中國發展面對的問題就是「人民對美好生活（指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而要解決這些矛盾，從中共18屆三中全會以來就陸續提出一連串的理論，包括「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也要讓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甚至於還進一步體現到個別政策之上，如「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但所有這一切的改革作為，最終都像是「拳頭打到了棉花之上」，起不了多大效果。其中主要關鍵當然就與「政治機器」有關了。
「政治機器」的問題，一在於人，二在於機器。前者指的是運作機器的人，也就是官員。官員的問題有兩方面，一是思想不能改變，二是為了既得利益對改革加以抗拒，或背後搞鬼加以破壞，而既得利益多來自腐敗，所以欲推動改革，必須先將這些官員改造或根本排除。習近平過往第一任期的五年，全力以赴的就是反腐，接下去的五年，仍將繼續，盡最大力量排除改革阻力。
第二步就是機器本身了，具體說，就是「黨跟國家機構的改革」，此即19屆三中全會指出的，要讓國家機構的設置與職能配置，能與「五位一體」、「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要求完全適應，也能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完全適應。
無論是人和機器，從其規模之大與覆蓋面之廣，可以想見其工程之巨。其實，打從1978年鄧小平在11屆三中決定改革開放之後，想追求實現的就是從經濟到社會到政治的全面改革，從11屆三中到19屆三中，總算是從經濟改革正式跨入政治改革領域了。』
『習近平曾多次入選《時代》百大人物，被指是繼鄧小平後，最銳意改革的領導人，在穩健風格中散發自信。2014年為《時代》撰文的前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稱，習近平是繼鄧小平以後最具有轉型色彩的中國領導人；洪還認為，習近平將代表中國成為第一位真正的全球領袖。《經濟學人》則在中共十九大舉行前夕，稱習近平在全球議題上比時任美國總統更具影響力。』
成就雖然大小不同，林鄭月娥和習近平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自少就對國家社會不滿，極欲改革它，而改革之道，他們不是選擇對抗建制，而是加入建制，不約而同都以從政為他們終身事業。多年後，他們都攀上國家或地方的政壇的最高職位，有足夠權力舒展他們的改革抱負。
林鄭及習近平從政之路，顯示加入政壇，攀上高位，掌握政治權力，才是最有效的改革國家、社會之途。不是每位從政者都可登上政壇第一把手高位，但大有大做，小有小做，從政者總可在這份的權力範圍內作出一定的改革，令普通百姓得益。
是否任何時候加入建制都是改革國家、社會最有效的途徑？那倒未必。當國家統治機器朽腐透頂、不可藥救，加入這樣的建制，改革是無用武之地的，起而革命，組織反對勢力，推翻那個腐敗政權(革命)才是正道。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