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共產黨歷史敍事中國模式西方政黨西方政治制度【本文是2017年7月5日曹錦清在“首屆中國特色新聞學高級研討班”的講演稿摘編。】
“返回國情，返回實政，返回歷史”
中國共產黨需要時代敍事
何謂時代敍事？“時代”是指我們這代人所處的歷史時間段而言的，時代的主體是人民，範圍是國家。當然時代也可以指人類所處的時代，但是我們重點關注的是我們民族所處的時代。時代敍事要回答三大問題：
第一，我們現處何地。我們民族的現實生活，包括技術、經濟、社會關係、政治文化等現處何地，要有大的判斷。
第二，我們將欲何往，未來的發展目標。
第三，如何分階段實現這些預定的目標。
時代敍事即歷史敍事，因為時代敍事涉及到史觀的重建。包括民主現處何地，從何而來，將欲何往。對這三大問題的回答構成了史觀，而且核心就是時代敍事。
共產黨為什麼需要時代敍事？因為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選舉型政黨，而是領導型政黨，領導党的領導權，要成為被領導的民眾的共識，就要形成信奉、追隨和服從，領導權轉化為執政合法性的強大基礎。
西方政黨為何無需自己的時代敍事
對此我給出的理由是：西方政黨party，它的本意是部分。部分是相對於整體而言，處於對立統一之中。然而在當代西方政治學的哲學中，這是兩個對立的概念。他們認為整體社會只是一個名，是獨立個體的結合體，社會實體是無差別的個人。這是社會契約論的核心，也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和經濟學、法學的核心。
中國人的思維，是把人放在家、國、天下的關聯之中來理解的。而18世紀啟蒙學者把複雜的社會系統結構及其歷史演變全部加以遮罩，認為社會的實體是一個一個的人，這是物理學的原子論在社會學上的應用。以這個原子為起點談權力、平等、自由等概念，建構起一個理想的社會，這個社會是由政治契約所連接的。所以啟蒙契約裏的社會皆政治。它同時還受到文藝復興以來再度復興的歐幾裏德幾何學的影響，歐幾裏德把圖形學發展為一個演繹推理體系，這對西方的哲學思維影響極大，還蔓延到經濟學、法學和哲學思維中。這種從大前提出發而演繹出一個龐大的體系的思維方式，在中國思想和著述中都是沒有的。
在個人主義的社會學裏，實體是個人，無差別的個人是作為政治的主體，通過選舉贏得多數，獲得執政的合法性。這種政治學說在冷戰以後統治了全球。若把人的具體屬性、人和人關係的複雜性都抽象掉，把其財富屬性、宗教屬性、族群屬性都抽象掉，那麼就成為高度抽象後的簡單的量。若說一個人加一個人等於兩個人，如果一個人加一隻羊呢，那算什麼？
在西方政黨理論中也有把階級作為實體的，像馬克思主義就認為，統一的社會分解為若干個利益對立而不可調和的階級，由此展開階級和階級鬥爭。如果各個部分不能組成一個整體，或者說整體分解為勢均力敵或利益不同的party，各個部分找各自的代表，進入政治談判領域議會，這叫政黨理論。
西方選舉政治關注選舉期的選票，關注選民的當下訴求，故而預先排除了整體利益指向的長遠利益。一般來說，整體利益相對於局部利益，長遠利益相對於當前利益，這兩種利益會處於經常性的衝突和摩擦之中。現代社會中，由相對複雜的社會分工而引起整體的關聯性，社會是一個共同體，人類也是共同體。整體相對於部分而言，存在著整體的利益。用盧梭的話講，社會中存在著公義。我們必須承認，一個民族的長遠利益，引導、約束著當下的利益。
西方的政黨理論強調局部高於整體，當下高於長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的核心前提，是承認改革開放引起了社會分化，社會內有很大的張力，但仍然存在著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重要的問題是對整體和長遠要做出明確的判斷，這個判斷構成了領導力的第一要素。
時代敍事是民主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理論表達。如果是只關注部分與當下的選舉性政黨，當然沒有時代敍事的必要。西方政黨不代表整體，它不可能制訂中長期的發展目標，他們全部的焦慮放在當下和部分，他代表誰，他能搞多少選票，輿情怎麼變動？這是我對西方選舉性政黨為何無需時代敍事做的說明。
西方式民主的有效運行，需要嚴格的條件
英國的一位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著有《資本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極端的年代》和《帝國的年代》四部史書。他在《極端的年代》裏介紹，西方民主的有效運行有嚴苛的條件，而非普適。說它們的民主是普適的，在史學家看來是一派胡言。
霍布斯鮑姆認為，西方民主有效運行有四大前提條件：
第一，政治民主的首要條件是對選舉政治合法性的共識。在國民之間對社會問題具有磋商協商的共識和準備，但共識與準備需要在經濟繁榮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如果經濟增量少，要動用存量的分配，內部的鬥爭就會加劇。
第二，民主政治要求各種成分的選民擁有相當程度的相容性。霍布斯鮑姆認為，自由主義政治中的公民或選民純屬理論概念，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組成的實體。各國的選民都存在著階級差別、種族差別、宗教差別。這次美國的選舉把它內在的差別性向全世界展現。歐洲的選舉也是這樣，中東選舉的差異其實是宗教與族群，索馬里有62個部族，有62個政黨。
第三，民主政治下的政府不會做太多的治理。在這個意義上講，只有大社會才能有小政府，政府做的事越少越好。西方政治三權分立，國會的設置主要目的不在於治理而在於制衡，對當權的行政權力制衡主要針對的是政府行政部門。所以民主政府原來設計的本意，是有一個刹車制動機制。然而20世紀以來，政府卻承擔了引擎發動的擔子。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以來，尤其是二戰以來，西方各國政府所承擔的複雜的治理責任，是19世紀不能想像的。那時因為要維護被市場肢解分裂的社會，19世紀自由主義賦予政府的只是治安職能，即守夜人職能。另外還有防衛職能。自20世紀以來，所有國家的政府行政職能都不斷擴大，因為公共職能不斷擴大。中國近代以來，我們的行政機構又承擔著更加超常的職能，即“趕超”。西方的制衡職能的那一套政體安排，為什麼不適合於第三世界？道理就在於此。
第四，民主政治的重要條件是富裕繁榮。民主成為一國經濟持續繁榮的工具。民主是一種二次分配機制。而二次分配機制要有不斷做大的客觀現實。所以蛋糕不斷做大，經濟有一個增量，增量的分配通過民主來進行分配，會有吵吵鬧鬧，但不會打起來。
所謂意識形態，就是常常把特殊說成普遍。這種套路各個民族都幹過，比方我們曾經把三綱五常說成是天下之公理，朱熹說成是天理，王陽明說成是良知，總之是普適的東西。但這個普適的價值為什麼近代以來在帝國主義的入侵面前屢戰屢敗？這就顯出它的特殊性了，於是被拋棄了。
時代敍事即歷史敍事
為什麼共產黨需要時代敍事？它要回答我們現處何地，從何而來，將欲何往。重建敍事需要有兩大哲學前提。
第一，我們要相信有一個歷史進化的史觀。
第二，作為歷史主體的民族國家存在著整體利益和民族的長遠利益。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型政黨而不是部分代表政黨，它的領導權來源於三個方面。
（1）民眾的服從，服從則來源於民眾對執政黨提出的奮鬥目標的認同。
（2）對總體目標分階段實施效果的肯定。
（3）執政黨協調部分利益和當下利益與整體和長遠利益間衝突的能力。當代中國要協調的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差異，最難協調的是階層之間的差異。如果執政黨做到這些，就獲得了民眾的認同和追隨，因而形成了領導力和執政的合法性。
一個民族的長遠、整體利益和眼前、局部利益之間的衝突，可以舉土地的例子來說明。1950年的《土改法》兌現了共產黨的理論敍事的承諾，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它均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核心內容。反地主制就是反封建制，反封建在馬列主義的表述裏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內容。共產黨革命的力量來源是土地革命。所以土改以後，億萬農民擁護共產黨。
那麼，土地分了以後為什麼要集中起來呢？為什麼我們沒有按照原來的承諾，經歷新民主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而直接進入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了呢？剛把土地分給農民，1952、1953年開始互助組、初級社，土地私有制還沒有解體，到1955、1956年就進入到高級社，1958年變成人民公社了。
在梁漱溟和毛澤東的那場爭論中，毛澤東說，你搞的是小仁政，我搞的是大仁政。因為組織起來搞合作化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地主的7億畝土地分給農民以後，連帶上面的地租也分給農民了。而這個地租是構成城市供給的主要來源。當時16億畝耕地，88%左右是種糧食。解放前最好的年收成是1936年，糧食產量大概是3000億斤，其中200億斤國家稅收征上去，500億斤左右作為地主的租子，留下的給農民，當然是半餓半飽。土改後500億斤的地租留給5億多農民，每人每月只要多吃幾斤白饃就吃掉了。而城市需要700-800億斤糧食，通過農業稅徵收上來的也不過是300多億斤，400億斤的缺口怎麼辦？這就是合作化的充分理由。這當然侵犯到農民的當下利益。那個時代國家必須進行重工業優先的工業化積累，因為我們百年落後，挨了多少次打。所以長遠利益和當下的利益是有衝突的。所以，對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要進行正確的表達，而把這些表達通過宣傳讓老百姓感知，直到大家認為是正確的，這是領導權的核心問題之一。
當前時代敍事中的若干理論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原歷史敍事
這個原歷史敍事是毛澤東奠定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就是按照這個框架寫的。這裏指的是毛澤東1939年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以及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的中國歷史發展論和發展階段論。
1927年大革命失敗，當時的國民黨左翼和共產黨內部的兩派（可以稱為史達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三派之間進行了一場理論混戰。他們的問題是“1927年以後中國社會的性質是什麼”，這個理論爭論的背後，是要革誰的命、怎樣革命的問題，這是一個革命黨的核心問題。爭論又延伸到歷史上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爭了很多年，這是近代歷史上非常有名的爭論。
長征完成以後，毛澤東在延安開始關注這場爭論，也請了一些史學家一起討論。他要為共產黨建立時代敍事史觀，依據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列寧的學說。《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這兩篇文章的發表，標誌著毛澤東思想的正式形成。這個史觀的建立就是歷史發展論和發展階段論。這個史觀為黨內的高層所接受。共產黨的目標是為共產主義奮鬥，如何一步一步走，毛澤東也講清楚了。這個史觀後來又為黨內或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近當代史學家所接受。沒有這個框架，中國歷史就寫不成了。其中還帶了一個爭論，即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的分期。範文瀾說斷在商周之際，郭沫若認為斷在春秋戰國之際。毛澤東當時只是說自周秦以來中國進入了封建社會，後來偏向於郭沫若一說。總之，這是一個史觀的建立過程。
計畫向市場轉軌的政體之爭
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怎麼對待？原來的史觀後來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用以指導文化大革命，實踐證明是災難性的。所以文革結束以後要反思，鄧小平的判斷是那條路不能走，準確的說法是“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也不能走”，既反左又反右。
要走一條新路，目的是清楚的，必須改善民生，加快經濟發展。建國後20多年低消費、高積累的狀態不能維繫下去。農村土地承包的效果是明顯的，然後是城市經濟改革。但是不要忘記，長期以來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的概念是密切結合的，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是親和的，市場經濟和公有制的關係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敍事裏，未來的共產主義的生產不是商品生產，而是產品生產，不再通過貨幣仲介來交易。所以我們建國以後，如何處理市場一直是猶豫不決的。毛澤東的意思是，公有制實現以後，要把市場和貨幣應用的規模儘量縮小，但不能取消。陳雲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即市場外邊要有一個籠子。鄧小平在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提出讓市場活躍起來。讓市場起什麼作用的問題引起很多紛爭。原來是基礎性作用，現在是決定性作用。背後有深刻的社會經濟變動的內容。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三步走戰略
黨的十三大檔的理論基礎，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這構成了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內容。
毛澤東講，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了，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期階段。鄧小平在這一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毛澤東雖然已經制定了史觀，但是建國以後急於求成，把歷史發展階段估計過短，並且超前了。現在我們判明，我們依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這個階段相當漫長，那麼目前的中心任務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發展生產力，各種方法都可以使用，不必糾纏於姓資姓社的爭論。這樣，思想解放有了更扎實的理論基礎。
那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市場和公有制是什麼關係？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說，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市場和計畫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與社會性質無關。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重要概念，是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就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論。
這樣，鄧小平也建立起一個時代敍事，用以回答現處何地，將欲何往，如何去往這三個問題。他提出“三步走”理論：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間分兩步走，GDP每10年翻一番，到2000年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達到小康社會水準。小康社會概括為四條標準：一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問題得到解決；二是鄉鎮企業就地吸納勞動力；三是老百姓能住上樓房；四是地方財政有能力進行科教文衛等公益事業的投入。第三步到2030-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GDP——4000美元水準。這樣就設定了小康目標的方向和分步實施的設想。
中國的時代敍事和中國歷史文化的關聯
中國自身的時代敍事，蘊涵著強烈的西方背景。近代以來，我們民族是在救亡圖存、民族復興的口號下進行的。當前中國與西方的實際對比以及相互關係，是我們當代的時代敍事要做出判斷的。習主席說，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何時期更接近于復興，和西方的實力對比也更加接近。
目前我們的技術和製造水準叫“三跑並舉”——跟跑、並跑、領跑，但主體的大部分還處於跟跑階段。處於這樣的一個階段，我的看法是，近代以來由於貧弱挨打積累下來的民族自卑心理有所修復，但自信仍顯不足；一有風吹草動，自貶、自嘲、自虐的思潮重新泛起。要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敍事，自創話語體系，我們仍處於自信不足的階段。
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實力對比上
胡適曾經說過，中國人的自信不能建立在歷史傳統文化上，只能建立在今後的努力之中。傅斯年在上世紀40年代初也講過，我們不能夠背負著四千年的垃圾前行，只能面向未來，只有在未來才能建立民族自信。恕我直言，這兩個人的判斷我痛心地加以接受。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實力對比上的。沒有現代化，沒有綜合國力包括經濟和軍事實力和西方的接近，這個民族的自信是無法建立的。
第二點，要反駁他們的觀點。因為實力的提升而形成了現在的民族自信，這給我們民族帶來一副全新的眼光，不再仰視西方而是平視，不再鄙視我們的歷史，我們才能重新帶著寬鬆、自信、溫情來看待我們的傳統。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所謂國學復興，傳統帶著迷人的眼光走進我們當代的一個背景。
民族自信的根源來自實踐
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相對成功，我們保持了穩定，保持了持續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增強。從2000年開始，我們超意、超英、超法、超德、超日，沒有這樣的趕超，沒有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們哪兒來的自信？如果我們改革開放出現了一些重大的挫折，那種自怨、自卑，自毀的思潮將重新泛起。不要低估百年來的心理。這30多年來，鄧小平的“三步走”是唯一對現代化承諾的兌現。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做出的承諾多了，哪個兌現了？民族自信的總根源，來源於當下和未來的實踐。只有在現代化的實踐中，中國的地位提高，然後以自信的心態重新打量我們的傳統。習近平第一次和傳統如此的握手言歡，在以前有嗎？
講中國敍事的西方背景，由於我們還沒有完全崛起，有自信卻自信不足，這個時候我們要完成這個時代敍事，要如實的評價西方，評價自己的傳統，把當代放在中國的複雜脈絡裏面重新敍事，確實有一定的難度。但是我大概可以下幾個判斷：西方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時期大體結束了，中國對“東漸”的西學，大體而言已經消化吸收了。作為西方學生的中國已經處於畢業狀態了。所以，以中國為方法的敍事時代正在到來，它呼喚著那些有這樣的意識能力的頭腦，來參與這個時代的工作。
這些結論不是輕易做出來的。歷史上佛教幾百年東漸，大概到隋唐之際得到消化，然後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佛學禪宗。慧能是對那些經典加以消化後，已經站在佛學經典之上，而給出中國自己的佛學，那就是禪宗了。與他同時但稍早一點的還不自信，還認為真經在西方，認為翻譯過來的真經不完善、不全面。所以不辭勞苦、萬里迢迢跑到印度求經的玄奘是不自信的。他搬來的法相傳給他的弟子，第三個就傳不下來了。而慧能是自信的。當然玄奘是偉大的翻譯家，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寫的《大唐西域記》保留了一段西域和印度的信史，而且他的翻譯無出其右，他翻譯的經驗至今對我們也是很寶貴的。
時代敍事與中國文化資源
時代敍事的能力表面上是個智力問題，背後是一個民族自信問題。如今處於偉大復興過程中的中國，開始修復被近代歷史革命批判切斷的傳統，在創建時代敍事中，我們開始重返歷史。有兩個觀念的近代復活是很有意思的，也進入了現在的主體思維：一個是“小康”，一個是“和諧”，而且這是返回傳統的觀念討論的過渡。我的建議，時代敍事要和歷史文化資源對接，不僅要在觀念層面，還要在制度層面對接。因為制度既和觀念聯繫，而且它有社會經濟基礎，制度貫穿在歷史中，有長久的生命力。毛澤東講過，“百代踐行秦政制”，傳統中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具有豐富的經驗。建議大家讀唐代杜佑的《通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關於中國制度的全面系統的著作，它是對歷史的一個概括，開啟了制度史的研究。這本書把制度分為郡縣制、科舉制、職官制、禮制、樂制、刑制、兵制、邊防制九部，可稱為圍繞郡縣治理的一套完備的治理體系。科舉制度應該說是“中國第五大發明”，1905年我們廢除科舉，而鴉片戰爭以後，英國曾派人來華考察中國的科舉制度，意圖改革他們的吏制、官制。
另外，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設了總理各國事物衙門，下設同文館，聘請了一個英國傳教士（是一個中國通）丁韙良。丁韙良在1880年前後寫過《漢學精華》一書，其中有一章比較了美國的票箱民主制和中國的科舉民主制的優劣異同，建議美國採納中國的科舉民主制度，抑制在美國病入膏肓的選舉腐敗。當時美國的民主實際就是政黨分贓制，假若沒有引入中國的科舉和文官制度，美國的治理不會達到後來比較好的狀態。
中國價值尺度的重建
重建時代話語的核心，是中國價值尺度的重建。套用溝口雄三的判斷，中國近代以來走了“三步曲”：鴉片戰爭前是文化自信的國家，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為方法是牢牢確立的。溝口雄三有一本書談方法的中國，方法的意思是，把中國放在自己的歷史的過程來理解當下，方法的第二個定義是價值尺度。
近代思想以中國為中心沒問題，救亡當然要以中國為中心，但不再以中國為方法，因為中國方法的武器庫裏無法找到能夠有效抵禦西方入侵的武器，所以求之於海外。毛澤東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所以近代是以西方為方法重新認識中國，改造中國，有它積極的意義。由此而形成現代語言當中的大量概念都來源於西方。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極端派是以西方為方法，以西方為中心，胡適派就是這樣，也可以叫崇洋媚外派。當代中國要擺脫西方中心觀念，重建以中國為中心、中國為方法。這個方法一定要在我們建國以後的成功實踐中來提煉，來概括，尤其是治理體系特別重要。這個治理體系的當代治理體系和傳統的關係，經過近代的斷割未斷絕的，一定會有生命力的。
目前形成的時代敍事，是習主席提出的兩個百年，偉大復興。第一它是現代化的敍事，第二它是民主主義的敍事。這個敍事如何與原有的史觀接軌，如何將這個敍事放到更大的歷史敍事裏邊來加以建構，依然還在探尋之中，還有很大的擴充空間。目前為止，這兩個口號應該能夠最大限度地團結中國人民，包括海外華人。
鏈結：與曹錦清教授的對話
問：從柏拉圖理想國到中國的和諧社會，都在追求理想的社會。改革開放30年，資本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了更大的力量，是不是離共產主義越來越遠？市場經濟、股權激勵是激發人的私有欲，這跟公有制精神是矛盾的，怎樣平衡兩者關係？
曹錦清：關於私欲，《荀子》裏面有一句話“欲不做，心過之”。所以欲望其實還不是一個人性本能的現象，應該說是一個文化現象。本來沒有那麼多欲，硬要刺激起來，那就是文化了。這是攀比形成的。比方農民蓋房子的一個強烈動因，是村落社會中地位的攀比，他自己不常在村裏住了，但看到別人蓋好房而他自己的房子破破爛爛，他有了錢就要回去蓋得比別人還好。這就是欲。人在一起就要比。佛教千言萬語一句話，叫你不要瘋，不要比。但我們的制度規則都是按照分、比、攀、競制訂，只是讓競爭變得有序一點。人類至今沒有辦法解決這類問題，佛教兩千年來沒有說服人心，佛教叫你無求無欲無分無比無競，心裏乾淨，結果人們硬是把無求的佛教變成有求必應的佛教。儒家現實一點，要比就比道德高低，但還不行，因為學而優則仕嘛。後來就比光明，後來變成明教。到宋代就公開了，書中自有黃金屋，結果宋代一方面講理學，一方面道德敗壞。
我的意思是說，在制度安排上，對土地、對勞動者不能完全由市場支配，國家要把金融、土地、勞動者約束在可能的範圍當中來進行保護。
如果把共產主義按照原來的定義——共同體來看，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雖然有競爭，有市場，但還相互關聯，相互承擔責任，國家收稅轉移支付，你心裏面覺得比較舒服，那就有共同體意識了。現在共同分配的東西多起來，也是不爭的事實。
在當代中國，生活發生變化，社會心理發生變化，但“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這兩個久經崇敬的關鍵字不能丟。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共產黨，毛主席回答了一次叫“1.0版”，鄧小平回答了如何界定社會主義，江澤民提出共產黨“三個代表”。這個版本要與時俱進，但概念不動，才能穩定天下人心。
問：我們的自信不能建立在傳統中，而是應該在當下和未來的努力中。在國家實力的基礎之上，我們才有條件更加客觀地去審視傳統。在您看來，我們現在的政策，比如說兩個一百年，三個代表，是政治口號還是理論闡釋？
曹錦清：在這個轉型的時代，每一個有思考能力的頭腦，它和政治家是同步思考的。同步思考可能是同方向的，也可能方向不一致。所以提供你自己的獨立見解，然後盡可能形成某方面的共識。這些共識一定會反映到我們黨的意識形態中，參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建設。事實上中央和知識界是有聯繫和溝通的。這個批判是分析性的，建設性的，而不是詆毀。有的人成心為著詆毀，一聽前30年就罵起來，這是不負責任的。在當代中國，治理結構的核心是黨和政府，這是毋庸諱言的事情。在這個大的轉型時期，超大規模的人口在空間流動，短時間內階層的形成，我們的行政機構的管理，確實存在不確定性和經驗不足。
改革開放30年來，貨幣擺脫了過去計畫的限制，可以購買一切。於是貨幣就成為一個絕對的社會權力，要求學術和權力不腐敗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晚明為什麼超腐敗，就是因為進入了白銀資本時代。過去漢唐官吏薪俸、農民交稅都是實物，大規模貪污沒有條件。所以高位貨幣白銀的流通，是造成晚明官場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黃宗羲的《明夷待訪》裏就有一篇《廢金銀論》。所以這30年的腐敗是可以解釋的，中國30年搞了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巨額貨幣流動，在這種情況下守住底線並不容易。腐敗使共產黨執政的資源流失，所以現在要大規模反腐。
問：6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呂梁的時候接見了15位老紅軍，我後來問其中一位老紅軍，您家裏這麼貧寒，有沒有當面跟總書記說一下，幫我解決？他說總書記那麼忙，我的事情還有縣委領導可以解決，今年不行就等明年後年。我感到如果不真正深入一線去感受民間的話語，和他們的需求，我們的討論可能就有空中樓閣的感覺。在民眾的話語建構和學者的敍事之間需要建立一種關聯。
馬克斯·韋伯說，價值無涉和價值介入之間很難達到平衡。學者在建立自己的體系時怎麼樣能夠不介入自己的情感，同時又能提出一套合理的治理體系？
曹錦清：沒有激情就沒有行動，就沒有思考。當下的家國情懷，被我們現有的教育制度消滅得差不多了。過度的專業化、學院化、功利化，競爭的重壓，把年輕學子壓在那裏不能自拔。但人畢竟有頭腦，會從個體當下的關注裏跳出來，關注這個民族當下和長遠的事情。所以情懷不可能不參與。韋伯也講了，關鍵是你研究什麼，關注什麼，當然有你的價值選擇。沒有價值你怎麼選擇，為什麼關心這類問題？所謂新聞的話語霸權，第一個是你選什麼報導，不選什麼報導，怎麼評價。選擇權、評價權就是話語權。但是在研究過程當中，就要客觀分析事實之間的因果關聯。如果因為你的偏好只選它的優點，缺點不講，把和你預先的價值不相符的那些事實頂替掉，視而不見，那就是偏見了。如果說你新發現的事實脫離了你的價值，你有修正自己價值立場的權利。如果到了對基本事實都不尊重的地步，這其實就是過度的選擇，只選擇符合自己價值的事實加以誇大，來滋養自己的價值。所以，研究什麼、關懷什麼都基於價值。無價值的研究根本就不存在。事實、材料、經驗只對有一定價值取向的那個理論框架才能呈現出來。所有的風景都不是當地人發現的，因為他們身在其中，所以對風景沒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