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官問責制備受爭議，一時滿城風雨，好不熱閙！是好是壞，是褔是禍，似乎難說得很。要窮其究竟，最好還是檢討一下，97回歸以來，公務員體制暴露了一些甚麼問題。
97前，香港公務員被詡為世界第一流，備受中英兩方禮遇，但回歸以後，在一系列的危機處理中，公務員手足無措，應變無方，其低能處，令人目瞪口呆，公務員才具與客觀環境不適應至為明顯；97改朝換代，其實是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在許多個領域上都興革頻頻，極需新思維，而我們的公務員郤無能擺脫過往殖民時代根深蒂固的心態、觀念、規矩和習性，與新形勢格格不入；董特首講求國家、民族主義，講理想、使命，看事物要看得「很遠很遠」，而公務員普遍缺乏國家觀念，人過渡，心郤未過渡，辦事取態向好看是務實，向壞看郤是短視(很近很近)，對自己薪津福利錙銖必較，機關算盡，對市民的水深火熱則無動於中；高官們連遭嚴重失職，郤藏身於「非政治委任」的金鐘下，無人需為錯失負責，烏紗永保不丟；作為政務官精英的高官，長於語文(尤其是英語)及文件，郤往往決乏解決專項問題的能力(部份原因為調職頻密，對部門缺乏專注，形成只通不精)；對董特首五花八門的新政策缺乏掌握或認同，最終落得推銷無力、執行不力。
董建華缺乏高超的管治能力，是不爭的事實，但香港公務員體制的種種弊端，使其無可用之將，亦是事實。董建華取得連任後，力圖打破被動局面，高官問責制及告出爐：原來由公務員組成的行政機構，改由政治任命的官員擔任各部門首長(局長)，各人全都向特首負責並承擔政治責任，任期不得超越特首的，特首有權在任何時候終止他們的委任。
在高官問責制下，特首可以委任一群與他政治理念相同、精明能幹及公務員體制以外的精英擔任部門首長，政務官日後最多只能升任部門首長的副手──常務秘書長；問責局長(部長)在一般情況下，應為專科人才(縱使開始不是，任專責職位五至十年，肯定有機會成專才)，熟悉其政策範疇，負責制定、推銷及執行其範疇內的一切政策。這樣，問責制就徹底改變高級公務員外行領導內行的體制；由於關乎其個人榮辱、成敗，問責局長肯定會竭盡全力為其所制定的政策，爭取輿論及市民的支持，以問責局長所握有的龐大豐富資源，不難一舉攻克以民意代表自恃的立法會議員；自己制定的政策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問責局長無論為個人聲譽還是頂上烏紗，必定會竭力做好份內工作，不敢怠慢；在各局長全力保駕謢航下，特首施政所受到的掣肘必會大減。
高官問責制對97回歸以來公務員體制的各種弊端是十分有針對性的，在這個意義上，它是政治上正確而必要的一著。許多人(特別是民主派)認為高官問責制是董建華大權獨攬的一步，這點看法大有商榷餘地。問責制並沒有直接擴大特首的權力，基本法已賦與他極大權力，他無需依靠其他方式去增權，但削了職業公務員的權力倒是真的，各部門原來雄据一方的權力少不免亦被削弱，職業公務員日後只可淪為執行機器(香港公務員毋需感到委屈，歐美諸國公務員莫不如此)。問責制使政治委任的局長，更聽命於特首，進一步加強行政主導，這也是真的！
許多人認為，現今經濟困頓，百廢待舉，人心惶惶，即時實施高官問責制是否掌捏恰當時機，不無疑問。我覺得，正因為香港陷於困局亂局，人心才會思變，才會支持問責制，這點從民間反對聲音不多可見，此時推行高官問責制時機絕對不壞。
高官問責制毫無疑問損害了部份公務員的既得利益，有可能遭受部份職系官員或暗或明的抵制。體制外足以出任問責局長的精英大抵不多，看來董特首仍須從現有高官班子去選擇大部份的首批問責局長。果如是，這個班子將是舊瓶新酒，不宜寄予厚望。無論如何，高官問責制符合香港中長綫利益，反對者理據並不充份。
行之百餘年，曾經光輝過的政務官制度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數，誰是此制度的掘墓人？董建華？非也，是政務官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