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侯割據乃亡國之源
施永青先生道：
「中原的組織比較鬆散，表面上有很多弱點，譬如中央的指令能力很低，但前線的自覺反應卻很快 (因為無需請示中央)。因此，我們公司的靈活性很高，適應能力很強。相反，如果我們組織精密，一環扣著一環，那就很容易牽一髮動全身，很難隨便變通適應環境了。」
為什麼中原的組織比較鬆散及中央指令能力很低？因為在無為而治之下， 中原早就大小諸侯割據，各佔山頭，形成弱幹強枝之局。每一個諸侯都長期壟斷一個山頭，每一個山頭差不多是一個獨立小王國，而國王就是諸侯。中央的指令中聽的，諸侯就取來用之， 不中聽的就棄如敝屣。國家要強盛，必須有良好的發展政策，而這些政策必須不折不扣地一層層地貫徹下去，這樣才可形成一個有效的統一意志。對於中央指令，下面喜歡就執行，不喜歡就擺在一旁，國家或企業能長期強大者，未之見也！強盛的漢唐，最終都是亡在強大的諸侯手中，在此形勢下，中原是得虛名而處實禍。施先生不居安思危，反而因為前線自把自為得以反應快而沾沾自喜，豈不怪哉！
領導及管治可有可無，領導人的價值何在！
施永青先生道：
「正如低等生物，如水母之類，雖切除開幾份，仍能各自存活；中原身上各處都有原生細胞，性質類同臍帶血中的幹細胞，放到那個位置都可以發揮功能。此之所以，我們組織修復能力很強，即使領導階層也很容易更替，因為我們一向藏力於基層組織，無需太多的領導與管治，一樣可以自行運作。」
施先生視中原地產為低等動物嗎？否則，他不應因為組織無需太多的領導與管冶一樣可以自行運作而喜形於色，更不應以藏力於基層而喜不自勝。領導階層出色，強將之下無弱兵，基層因而出色，整個國家或企業最終日趨強大，這種情況是常態；基層出色，領導階層腐敗無能，基層可以長期保持出色，國家或企業可以日趨壯盛，這種情況卻是異數中的異數！不，應是海市蜃樓！
領導與管治如可有可無，領導人的價值在哪裡？既然毫無價值，此等高級領導人居然依舊高官厚祿，尸位素餐地支取離譜偏高的管理酬金，豈不可恥！容許下面這般胡作妄為，施先生寧不愧對股東！再說，一般的自行運作，始終是低等活動，怎可與出色運作相提並論？
施先生滿足於基層的自行運作而輕領導及管治，足見他的管理視野存在大問題。
中原的成功不等於「無為而治」的成功
施先生又道：
「由此可見，中原的生命力皆建基於「無為而治」；過去如是，將來亦會如是；這又叫我怎能輕言放棄這個賴以為生的信念呢？」
說中原的生命力建基於「無為而治」，不啻說中原的成功建立於「無為而治」， 這個立論成立嗎？
高明的理論，才可更好地指導實踐，最終催生高明的實踐；高明的實踐，才可更好地豐富理論，最終促成高明的理論。準此，理論上的貧乏，最終一定導致實踐上的無能，「無為而治」的主流觀點在理論上既然錯誤百出 (詳見本欄2004年1月13日起刊登的<<施永青的無為而治>>系列)，實踐能取得可觀成就的機會不免幾近於零。中原的成功，必不自「無為而治」始，而是另有因由！
人們很容易犯一個邏輯上的錯誤，就是當他們認同一個企業的成功(果)，而企業的最高領導人及他的高層助手不斷揚言成功歸功於某個原因(因)，人們就接受這個因果關係：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企業成功。以中原為例，中原的成功有目共睹，施先生及不少中原高層管理過往不斷強調「無為而治」是中原獨有的、優良的公司文化，許多人由於不了解內情實情，於是全盤接受這樣一個論斷：因為施先生的「無為而治」，所以中原成功(或更成功)。情況其實可以完全不是這樣的，可以是盡管有「無為而治」這個弱點，但因為‥‥‥‥，中原最終還是成功了，而且是大成功。
因為甚麼？
可以因為施先生講一套做一套，他其實沒有無為而治，所有重要權柄他還是牢牢握在手中，並發揮了關鍵的領導作用；可以因為「無為而治」祇是施先生一人的無為而治，他以下的中原所有管理層 (特別是據公司最高權位的親信重臣們) 都不奉行「無為而治」，反而實施「有為而治」；可以因為縱使施先生為劉邦(熟諳權術，但整體上是大草包)，但他的文臣武將盡皆為張良、蕭何及韓信之輩，能耐過人；可以因為主要對手太弱，不能乘中原之弊而攻陷之；可以因為施先生在中原承接的祖蔭 (亦即埃及女王的嫁妝) 太豐厚，做甚麼都事半功倍；可以因為特定時空下的特定形勢 (時勢做英雄也) ；可以因為上述因素兼而有之‥‥‥‥不一而足。
為甚麼會產生這樣一個邏輯錯誤？很簡單，施先生及有關的中原高層管理所言未必符合事實也(他們之所以這樣言，可以是認知錯誤，亦可以是別有動機，意欲抹殺前人功勞，將功勞、榮耀全歸施先生)。前提錯了，結論自然未必對。
我於1978年與施先生共同創立中原地產，由半張寫字枱及一部共用電話做起，至86年中原已可與久居華資地產代理一哥地位的美聯並駕齊驅，翌年(87年)更超越美聯成為華資地產代理的龍頭大哥；到1992年初我離開中原時，中原這個地產代理界冠軍無論在公司規模和業績方面，都遠在亞軍美聯之上(約為它的1.5倍)，論公司聲譽之卓著，架構及規章制度之完備，人才之鼎盛(中原現時的最高層當權派及當時的，幾乎是同一班底)及營銷部隊之精銳，中原在當時整個業界都一時無兩，我離開時亦沒有帶走一兵一卒，整間公司完整無缺。施先生是在這個基礎上開展他對中原的管治的。
施先生在《無為勝有為》一文道：「中原地產由我與一位我的中學同學(王文彥)一起創立。開始的十多年，基本上以我同學的方式去管治，我祇在旁協助；最近十年，才以我的理念為主導。事實證明，我以無為的方式來經營，公司一樣可以快速成長，業績增長數以倍計。」施先生的說法，無形中承認︰在打江山的十餘年，中原以我的管治方式為主導，並取得成功；在上述的基礎下，施先生接掌大權並於其後的十四年以無為而治的方式去經營中原。
施先生站在巨人的肩膊(我、施先生和中原創業階段無數作出不同貢獻的員工所共同建立的成功基礎)上，他縱使望得更遠，怎可沾沾自喜？
中原在施先生治下的成功，原因複雜，而且中原在我主政及奠基的十多年已確立成功基礎，成功豈可簡單歸功於施先生的無為而治！
放棄「無為而治」否，是中原禍福關鍵
大家如果同意我對「無為而治」的分析，一定不會認同施先生說「中原的生命力皆建基於無為而治，過去如是，將來亦會如是」。縱使我們認同「無為而治」是成功的，我們亦不一定同意中原的成功皆因「無為而治」，因為在創業的1978年至92年初，在我主政的時期，中原亦是成功的，「無為而治」不是中原成功的唯一基礎！
明乎此，我們不會同意「中原過去的生命力建基於無為而治」，因為「過去」其實包含了我主政和施先生主政兩段連續時期，而施先生亦不敢否認前者是成功的。
施先生所謂「我怎能輕言放棄這個賴以為生的信念」，「這個賴以為生」，是誰賴以為生？施先生賴以為生，還是中原？如是後者，我已從理論上否定「無為而治」乃中原成功之源，不僅不是中原成功之源，還是招禍及失敗之源，施先生理所當然應該放棄這個信念；如是前者，則純是一個個人抉擇問題：施先生可以死撐同時保留面子繼續「無為而治」，但早晚會再陷中原於萬劫不復之險境；亦可以置個人榮辱於不顧，放棄極端授權為實的「無為而治」，以身作則，強政勵治，令中原走向大治！
中原是禍是福，端賴施先生一念之轉。
～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