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早時候，看到兩則有關問責高官薪酬的報導。
其一，特首好友、前中央政策組組長鄭維健之弟、現任香港總商會主席鄭維志在接受訪問時公開說，三百七十萬元年薪這個數目缺乏吸引力，認為「一個『叻』的人，有一顆服務心，而不用給予一個好些的薪酬，OK，但無道理………沒理由要他們有(薪酬上)損失！」
其二，對於特首能否物色公務員以外人士出任問責局長，自由黨主席田北俊不表樂觀，他笑言：「愈叻的人愈不肯做。」他認為，對頂尖兒人才來說，三百多萬年薪並不吸引，一年的『過冷河』條件亦不合理。
鄭維志及田北俊不約而同用商界思維去看問責局長的薪酬問題，都認為年薪三百餘萬並不足夠，多少才夠？兩人未提具體數目，鄭維志則稍為明確，表明不必多過問責局長前職拿到的年薪，但亦不應少於前職拿到的，換而言之，問責局長的年薪應為他前職拿到的。
鄭、田兩位商界精英(後者更被廣泛認為乃政治精英)的看法，十分有問題。首先，如果問責局長的年薪為他前職年薪的，由於每人的前職年薪數目各有不同，那就意味著每位局長的入職年薪都不同，說不定多寡十分懸殊，這就完全破壞政府官員相同級別會拿基本上相同年薪的體制，而這個體制是正確而合理的。
第二，混淆了為政與為商追求目標的不同。從商是以追求金錢為標的，一切金錢掛帥，從政主要為追求權力。當然，錢與權到某一階段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有錢則有權，另一方面，有權則聚財，但主從始終有別，從政以權為主，從商以錢為主。鄭、田兩位先生論及從政的問責局長，講錢又講權，魚與熊掌，要得而兼之，不亦貪乎！？
論者或謂，鄭、田二位先生所言只是個別看法，這點我不大同意，他們的看法在香港政商兩界代表主流意見。
從政從商者追求的層次又各有高下之別。從政從商如純為解決生活，將份內工作當作一份職業，這是追求的下者；為追求權力及隨之而來的特權，乃從政追求的中者，為追求金錢及隨之而來的權利，乃從商追求的中者；為理想理念，為人類、國家(地區)、民族奉獻，追求的是成就感及後世之名，權力金錢不外是手中運用的工具、手段，這是從政從商追求的上者。
香港人以營商能力高自詡，以出了幾個世界級富豪為榮。其實，香港的所謂世界級富豪不外時勢造英雄，主要靠經營本地地產致富，真實的才幹目光並不怎樣傑出，與所擁有的財富並不相稱。除極少極少的例外，我們的富豪鮮能在鯉魚門以外海域揚威。政治人材就更不用說，稍為像樣的迄今仍未出現，我敢大膽地說，未來十年香港本土仍不會出現較像樣的政治人物。
如果特首對現有的高官失望，想從商界精英去找尋代替品，他一定會更失望。從商與從政需要不同的才幹，從商好的不定從政好，有才還要有德，即要有政治理想和抱負，講求奉獻，目前商界精英，既想要權又要錢，才德成疑之餘，還嫌東嫌西，怕辛苦，怕糟質，連從商從政追求的中等層次都不配，特首不宜寄予厚望！
我早前說高官問責制是正確而必要的一著，但行之不一定有效，因為制度要靠人去執行，基於現實，特首恐怕還得從現有高官及商界精英中選拔成閣，不得其人，如何成事？是可概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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