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許多人關心和討論下屆誰當特首,不少人也表達了對新特首的種種期望。然而事實上,誰當特首並不是關鍵,輿論環境不轉變,政治邏輯陷阱不破除,香港的困局就不會解開,誰當特首都是然並卵,這還是輕的。更嚴重而又越來越有可能的發展是,中央和地方的對立張力不斷加強,直至無法控制,最終以一種激烈的形式爆破。這個時候,問題是解決了,但香港本身將付出高昂的代價(中央當然也有代價,但可承受)。現在的香港人,即使所謂建制派,不是看不到或不相信這個結果,就是看到了也相信了,卻不知從何解決。至於中央,我相信是一定看到了也想到了解決辦法,而這個辦法並不能公而行之,所以要數年以後,才會有人明白原來如此。
形成香港困局最大的政治邏輯陷阱就是“一國兩制”:既然實行“兩制”,就意味著官方也承認和不得不宣傳香港制度的優越性和特殊性,這裏的“官方”包括地方和中央。香港地方當局自然不遺餘力地宣揚“兩制”(其實就是香港一制)的優越性和帶來的特殊好處,而中央出於種種原因至少對於這種宣傳是默認的,甚至也時有公開配合。那麼就形成了一個政治邏輯陷阱:既然我的“一制”已經這麼好,要“一國”何用?要我“額外”地支持“一國”,只能是基於重大的特殊利益和好處,例如各種“讓利”和“惠港”政策,與及在這“一國”中特殊的超然的人上人身份和優越感,等等。
問題在於,“讓利”和“惠港”政策不是不可持續,就是會帶來其他問題,或者功效遞減,“自由行”就是一例。同時,不斷的“讓利”和“惠港”,只會不斷加深香港人自認特殊和高人一等的心理,完全無益而且大大有害于香港的人心回歸。更進一步地,香港相對於內地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大趨勢,因為香港的崛起和繁榮就是多種歷史因素的偶然組合,所以回歸常態是必然的。必然衰落的趨勢下,卻同時助長越來越強的特殊身份特殊要求,現實和欲望如此背離造成的不滿以至怨恨,才是最近20年反對派力量不降反升的最重要的社會基礎。
古代先賢早有教誨:法取乎上而得乎中,取乎中而得乎下。大意是,法律或政策即使是基於很好的目的,通常也只能得到中間的結果;如果只是基於中等的目的,那就註定只能得到糟糕的結果。“一國兩制”的設想如果是“取乎中”的話,現在的困局就幾乎是“得乎下”了。要“得乎中”,只能“取乎上”;要實現穩定成功的“一國兩制”,必須在香港社會培養發展主張“一國一制”的力量。只有香港社會內部主張“一國一制”的聲音也大到一定程度,反對派才會恐慌和收斂,而中間派即主張“一國兩制”才會成為鞏固的主流。
而要培養發展主張“一國一制”的力量,現有所謂的“建制派”,不管什麼黨派,統統是靠不住的,因為他們都是現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政治投機者和牆頭草,不可能主張和支持“一國一制”。可以考察和培養的力量是由反占中產生的一些新興團體和人物,例如“幫港發聲”,“保衛香港聯盟”和周融等。這些團體和人物比較接地氣,動員能力強,辦法也多。隨著中國的發展一日千里,對中國制度本身的優越性的研究也越來越多,越來越有說服力,和二三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對內地制度的種種負面印象,其實大部分是反對派長期妖魔化宣傳灌輸所至,並不難揭穿(因為中國的巨大飛躍本身就足以警醒一切尚未完全喪失判斷事實和邏輯能力的人)。所以宣傳“一國一制”,不僅具有充分可行性,更是為2047年早作準備,完全必要,正當其時。當然,宣傳策略上應該講究,一開始不宜直接主張“一國一制”,而應代之以“學習內地長處”等香港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