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那场飞来横祸，他今年该有42岁，人到中年了。想必，他会有一个妻子，一个孩子，一个可能平淡却幸福的家。
然而，他已经横死21年了。巧合的是，他在人间做人的时间，和在地下做鬼的时间，恰好一样长。
1994年9月，那个叫聂树斌的青年，告别了母亲骑上自行车上班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因为警方认定他是一起强奸杀人案的凶手，并且，他也在笔录上签了字。
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要自证其罪，并且，要自证这种足以掉脑袋的大罪，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只有一个：他在审讯时遭遇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暴力。
警方当年的通讯稿是这样说的：“经过五天五夜的攻心战，这个狡猾的犯罪份子终于交待了其犯罪事实。”
是什么样的攻心战呢？警方没有告诉我们。不过，据说，负责这起案件的相关人员，后来大多得到了升迁。
媒体报道说，当年，与聂树斌同监舍的纪某某，见到聂树斌被提审回来后，脸经常是肿的，身上有多处紫色斑点，还称如果不签字，早被打死了。聂树斌多次跟他说，老纪，我肯定是被冤死了，告诉我妈，我是被冤死的。
这让我想起昆明警察杜培武，他也是被警方先入为主地认定是杀死其妻及情人的凶手。这位前警察，没有因其身份特殊而受到同事们的优待，同样遭到了“超出人的生理、心理忍耐极限”的酷刑（据杜说，整整20天，他基本没有睡过觉，“跪在地上回答问题就是最好的休息，也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能缓一缓，补充一下体力。”）
杜培武做过多年警察，熟悉法律，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合法权利，不过，这一切都是然并卵的徒劳。
与杜培武相比，校办工厂实习生聂树斌显然不可能奢望有人对他网开一面。古人说，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死亡也许还是一种解脱呢。你看《水浒传》里那些牛逼的英雄，不照样在几百板子之下招认有罪吗？
等待死刑的杜陪武在遗书中说，他的冤情只有等真正的犯罪分子落网以后才能洗清。
杜培武很幸运，两年后，真凶落网，他被证明是无辜的。对他来说，这两年是如此荒诞：他经历了从受人尊敬的警察到绝望的死刑犯到重获自由的全过程，让他的人生如同坐过山车一般的，是另一群受人尊敬的警察，是他的“同事”。
聂树斌却没这么幸运。他在被捕次年执行死刑。一个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说，他年轻的肾移植到了某个名媛体内。
和杜培武案的逆转惊人相似，为聂树斌洗清冤情的，竟然也是真凶。不过，当真凶王书金供认他才是强奸杀人的凶手时，聂树斌已被处决十年了。他的坟头，已经爬满荒草；他的父母，已经心如死灰。
可以想象的是，一旦王书金是真凶，那么当年的办案者，显然就是草菅人命的冤案制造者。
所以，同样可以想象的是，高居河北政法委书记的张越，为什么要亲自指挥王书金翻供，并不惜对他用刑。
对聂树斌用刑，是为了让他认罪；对王书金用刑，却是为了不让他认罪。
罪与非罪，无辜与真凶，都可以自由转换，主要看张越们的需要。
王书金是个十恶不赫的人渣，但他至少有一点该肯定：他对干过的坏事统统认帐。所以，聂树斌冤案最要感谢的，首先就是这位王书金先生。
王书金的坚持让官人们只能采取一个拖字。尽管王已招认十年，尽管聂家一再喊冤，尽管有良知的媒体普遍关注，但一直到十年之后，一直到张越下台之后，聂树斌才终于沉冤昭雪。
如果把聂树斌案拍成一部电影，它将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众多的荒诞和黑色幽默。当然，前提是获允。
聂树斌案最让人恐惧的是，如果刑讯逼供依然是办案者的常用手段，那么每个无辜的公民都可能屈打成招，成为下一个聂树斌；至于连真凶落网也不能成为洗冤锲机，必得主管官员下马才有机会，那么，不仅这种平反大打折扣，甚至让人感到另一种恐惧。因为，平反已成为小概率事件。
最后，我想要呼吁的是，聂树斌案不能仅止于平反，仅止于国家赔偿；为了不让你我成为下一个聂树斌，必须对负责此案的相关人员进行追责。
人血不是胭脂，小人物的生命也不是野草。如果聂树斌的死，能够像孙志刚的死那样带来一些深刻的变化，那么，聂树斌也许会闭上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