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賢達：高樓價令香港水深火熱
有「基金教父」之稱的雷賢達是九巴創辦人雷亮的後人，出身豪門、家住豪宅；然而，他對於香港低下階層的悲慘生活卻有深切體會，甚至以「水深火熱」來形容現狀。
雷賢達認為，香港最大的問題是房屋，「青少年缺乏機會」、「營商成本高企」、「籠屋、板間房」等社會矛盾，都是高樓價惹的禍；並指如果計算租金、地價，香港的低稅率只是假象。
曾經多次準確預測經濟周期的雷賢達強調，地產泡沬遲早都會自行破滅，不論特首梁振英是否出手壓樓價，物極必反下，一旦低利率環境逆轉，樓價終有一跌。
雷賢達被視為是梁振英的「經濟教父」，在缺乏財金界猛人的梁營中，雷是少有的財金界重量級人物。在當選前後，梁振英已屢次表明要解決房屋問題，也因此令他贏得市民不少掌聲。
被問到政府干預樓市，會否重蹈八萬五覆轍時，雷賢達為梁振英解釋，「很多人歸咎八萬五是導致1997年後樓價大跌的元兇，其實這並不正確。八萬五是因應當年樓價高企，才提出的解決之道，事實上還未實施時，樓價已跌了一半了。」
憶述當時「樓瘋」的情況猶有餘悸，雷賢達於1995、96年，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那時候，我曾質問過前財政司翟克誠何謂合理的貸款增長。當年銀行的貸款增長達三至四成，在房屋供應不變的情況下，樓價怎會不狂升呢？」
那些年，雷賢達住在九龍又一村一個面積1800方呎的單位，市價約2000萬元。「我計過，如果當時付了首期，每月還要供10多萬，即使月入20萬，也難以生活。樓價一旦嚴重偏離現實的購買力，遲早也要調整的，即使不是亞洲金融風暴，也會有其他原因。」
樓價遲早要調整
他表示，供應少、低利率、流動性過剩、內地客湧港買樓，導致當前樓價超越1997年；市民的收入卻不能同步，歷史的錯誤似乎又在重演。「現在中下階層根本負擔不起樓價，除了新界還有幾千元一呎的樓外，市區幾乎都要過萬了。」
「以往每年新樓供應都維持2萬多伙，2003年後一直下降，最後甚至降至只有幾千伙。目前內地買家已佔三至四成，供應量卻不升反跌，樓價焉有不大升之理。」
雷賢達以多次洞悉先機而引以自豪。「2009年，我最先跳出來講，當時在中央政策組我提出警告說，房屋問題是大問題，這麼少的私樓供應量；加上又停止興建居屋，不要說投資，單是應付實際住屋需求已不足夠。」
在金融市場差不多40年，雷賢達見慣經濟起落。「經濟是有周期性的，有起必有落，不理會政府是否干預。我們總是妄想穩定價格，不過，對於香港這樣一個細小而開放的經濟體，全世界的資金流及息口的走勢，都非香港政府所能控制。」
「有些人辯稱，現在還沒有偏離買家的購買力，其實只是以貸款利率2厘去計算；如果以正常的6厘計算的話，就立即有問題。」雷賢達形容，「干預只是減低衝擊帶來的痛苦」。
不單住宅市場，商業樓宇也供應嚴重短缺。「自從IFC落成後，中環已沒有新的大型甲級寫字樓供應了，寫字樓呎租已升至超過100元了。」
在雷賢達眼中，高樓價、高租金，既損害了香港競爭力，也是造成很多港人水深火熱的深層次原因。「香港實行所謂低稅收制度，可是一加上租金的成本，一點也不算低。有人說香港最高只交15%稅，但實際是，我們做生意、居住都要交貴租，變相交重稅。」
「就以我工作的施羅德基金為例，它曾以香港作為亞洲區的總部，2000年在香港僱用了200多人，因為挨不起貴租，逐漸裁了一半人手，把總部搬到新加坡了。」雷賢達解釋，新加坡不斷填海開闢新的商業區，有很多新的供應，所以租金不會大升，成本比香港低很多。
雷賢達批評以往政府只顧眼前，沒有為香港的長遠作打算。「失業率低、貴租依舊租得出，政府說沒有問題。但你設想，如果經濟一旦逆轉，香港成本高，一定是第一個裁員、撤出的地區。跨國公司哪有人情味，哪裏便宜就搬到哪裏。其實，現在很多公司的後勤支援都全部搬走了。」
政府欠長遠打算
很多年輕人埋怨沒有機會，雷賢達認為，歸根究底也與高地價政策有關。「高成本下，許多創意工業都難以在香港立足。公司為了賺錢，只能壓縮其他支出。」
他說，「歐美國家的企業相比，香港企業投入員工培訓的資源少得可憐。你想想大學生畢業生如何能找到一份自己心儀的工作呢？如何能得到晉升的機會呢？香港樣樣都貴，對收入僅一萬多元的大學畢業生來說，生活也很困苦啊！」
「香港目前的失業率低企，但大部分職位都來自零售服務業，最大的得益者是地產商及奢侈品牌經營者。現在成本這麼高，租金這麼貴。中小企怎應付呢？」
在特首競選期間，雷賢達頻頻「落區」，耳聞目睹的都是難以想像的境況，他以「很痛心」來形容。
「你看看現在有多少人住在籠屋及板間房，多少住在天水圍的居民，為了每個月賺幾千元，而要山長水遠跑到市區工作。在外國供樓的支出頂多只佔收入二三成，但香港供樓佔一半收入的大有人在，你設想如果利息由2厘升至正常的6厘，到時有什麼後果呢？」
撰文：鄧傳鏘、潘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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