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毛澤東訪蘇遭史達林冷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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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與史達林 |
毛澤東在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僅僅兩個月之后，就於1949年12月16日前往莫斯科。這是他第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動，也是第一次出國訪問。出訪的目的是和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結盟，但這次出訪以及后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卻把原本有望建立的中蘇同盟變成了美國、中國和蘇聯之間的三角外交——三個國家彼此之間相互拉攏、打擊。
毛澤東在到達莫斯科的當天就和史達林進行了會晤。毛澤東強調說：“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保障和平問題。中國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時間，用這段時間來恢復戰前的經濟水平和穩定全國的局勢。”不料，毛澤東訪蘇后不到一年，美中兩國就兵戎相見。
對日戰爭結束后，解放了的朝鮮半島分為美蘇兩個佔領區，北朝鮮便是1948年9月根據美蘇雙方達成的協議在蘇占區成立的。
其實史達林並不想幫助中國恢復經濟，他還沒有忘記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的叛離。鐵托是歐洲唯一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蘇聯佔領獲得政權的共産黨領導人。在毛澤東訪蘇前一年，鐵托剛剛同蘇聯決裂。史達林決心不再讓此類事情在亞洲重演。他明白，共産黨在中國取得勝利，在地緣政治上意義重大；他的戰略目標是操縱這一勝利産生的結果，從中得益。
史達林一定非常清楚，和他打交道的毛澤東絶非等闲之輩。中國共産黨在內戰中勝出為蘇聯所始料不及，而且勝利還是在無視蘇聯勸告的情況下取得的。盡管毛澤東宣佈在國際事務中，中國會“一邊倒”——倒向蘇聯，但是，在所有的共産黨領導人中，他是最不必仰息蘇聯的，因為他掌管着人口最多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相信，美國關於誰“丟掉了”中國的激烈辯論預示着美國最終會企圖扭轉中國內戰的結果——這也是共産主義意識形態引導他達成的必然結論，因此他要爭取從蘇聯那裏獲得盡可能多的物質和軍事支持。他訪蘇是為了建立正式同盟。
不過這兩位共産黨的領袖注定不會輕易合作。當時史達林已在位近30年。他以無數人的生命為代價，戰勝了國內的一切反對力量，領導蘇聯打敗了納粹侵略者。他的每一次清洗運動都有數百萬人受害，就在毛澤東來訪時，他又在策劃新一輪的清洗。這時的史達林已經不再理會意識形態，而是根據他對蘇聯民族歷史的殘酷解讀，靠無情、多疑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統治方法治國。
從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在中國漫長的抗日戰爭期間，史達林完全不把中國共産黨的軍事實力看在眼裏，對毛澤東立足農村，依靠農民的戰略更是嗤之以鼻。蘇聯一直和國民黨政府保持着正式的外交關係。1945年對日戰爭結束時，史達林迫使蔣介石在滿洲和新疆賦予蘇聯以當年沙皇俄國享受的同等特權，並承認外蒙古這個名為獨立、實則受蘇聯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史達林還積極支持新疆的分裂勢力。
同年在雅爾達，史達林作為出兵對日作戰的條件，堅持要求羅斯福和丘吉爾承認蘇聯在滿洲的特殊權利，包括使用旅順的一個海軍基地和大連的一個港口。1945年8月，蘇聯和國民黨當局簽署了承認《雅爾達協定》的條約。
在這種情況下，兩位共産黨巨頭在莫斯科的會面不可能是同志間本應有的熱情擁抱。當時任蘇共政治局成員的赫魯曉夫回憶說：史達林喜歡對人表現他的好客，他也很會做主人。但是在毛澤東來訪期間，史達林有時一連幾天都不見他一面——史達林自己不見，也不讓別人去招待，結果沒有人敢去見毛澤東……毛放話說如果繼續這樣下去，他就要回國。史達林聽說了毛澤東的抱怨后，好像又和他吃了一頓飯。
從一開始就很清楚，史達林不會因為中國共産黨的勝利而放棄對日參戰為蘇聯所攫取的好處。在和史達林的談話中，毛澤東首先強調，他需要和平。他說：“解決中國最重要的問題取決於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託我向您——史達林同志問明一個問題：怎樣保障國際和平，保障程度如何？”
史達林說，和平的前景不用擔心，他這麼說可能是為了使毛澤東不至於馬上提出緊急援助的要求，為了減少結盟的緊迫性：
蘇聯也首先致力於和平問題，雖然它實現和平已有4年。至於說中國，現實並不存在對它的直接威脅：日本還沒有站起來，因此它還沒有准備好打仗；美國雖然在叫囂戰爭，但它最怕打仗；而歐洲被戰爭嚇破了膽。實際上，誰也不會同中國打仗，難道金日成會到中國去打仗？和平取決於我們的努力。如果我們和睦相處，和平的保證可能不僅5到10年，而可能是20到25年，也許更長。
若果真如此，就真的不需要建立軍事聯盟了。當毛澤東正式提出這一問題時，史達林明確表示了保留意見。他語出驚人地說沒有必要制定新的盟約；現有的那份在截然不同的情況下簽署的條約就夠了。他解釋說蘇聯採取此一立場是為了避免給“美國和英國提出修改《雅爾達協定》所涉條款提供法律上的藉口”。
史達林的言外之意是，蘇聯與毛澤東剛剛推翻的政府簽訂的那份協議是對中國的最好保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還以此為理由，提出蘇聯當年強迫蔣介石在新疆和滿洲作出的讓步也應保持不變，而且還要求毛澤東主動這樣做。毛澤東這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把史達林的主意重新自行解釋，這一解釋等於對史達林表示了拒絶。他說，滿洲鐵路沿線的現有狀況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這條鐵路是“培養中國鐵路幹部和工業幹部的學校”。中國的人員一訓練完畢即馬上接手，而蘇聯顧問可以待到訓練完成。
這兩個大謀略家在大談兩國友好和意識形態上的團結一致時，施展各種手段爭奪上風(以及中國邊疆的大片土地)。史達林是老大哥，實力也一度較強；而毛澤東從地緣政治意義上說則更有自信。兩人都是頂尖的謀略家，都明白按照他們制定的政策走下去，總有一天兩國的利益會發生衝突。
經過一個月的討價還價，史達林讓步了，同意締結一項結盟條約。但是他堅持在對日和約簽訂前，蘇聯保留在大連和旅順的基地。1950年2月14日，莫斯科和北京終於締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中規定了毛澤東想要達成而史達林卻盡量迴避的內容，即在發生與第三國衝突時互助的義務。在理論上，條約規定中國有義務在全球範圍內馳援蘇聯；而實際上，也意味着如果中國周邊地區的潛在危機加劇，中國將得到蘇聯的安全保障。
中國為此付出的代價十分沉重：滿洲和新疆的礦山、鐵路和其他的讓步；允許蘇聯使用大連港，以及維持其在1952年之前一直使用旅順海軍基地的權利。多年后，毛澤東還在對赫魯曉夫憤憤地提及史達林企圖通過逼中國作出這些讓步，在中國建立“半殖民地”的行徑。
對史達林來說，這個東方鄰國有一天若成為強國，將是蘇聯在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巨大威脅。沒有哪個蘇聯統治者能無視中蘇兩國長達2 000英裡的邊界及兩邊巨大的人口差距：一邊是中國的5億多人口，另一邊蘇聯西伯利亞的人口總數還不到4 000萬。對蘇聯來說，中國發展到哪一步，人口規模才會成為重要的戰略優勢呢？顯然，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並沒有減輕這一擔憂，反而使疑慮加重了。史達林老謀深算，他確信如果強人自認為能靠自己的努力出人頭地，就不會承認盟友的優勢和重要性，不管這個盟友有多緊密。通過與毛澤東面對面的接觸，史達林一定清楚，毛澤東絶不會接受別人在理論上比他高出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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