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兩彈研究歷程:錢三強請來三尊“大菩薩”......
張愛萍在向中央報告原子彈成功爆炸的消息
上世紀50年代中期,為了打破大國的核壟斷,讓新中國有能力抵禦外來武力威脅,黨中央果斷決定研製“兩彈一星”。
1960年7月,蘇聯撤走全部在華專家,中國國防尖端科學技術的研製進入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階段。
在最困難的時期,一批批傑出的科學家站出來,勇挑重擔,用雙手托起了中國人自己的“兩彈一星”。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震驚世界。兩年後,攜帶核彈頭的導彈發射成功。此後又不滿四年,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唱著“東方紅”飛向太空。
蘇聯專家全撤了
1958年年底,蘇聯原子能利用總局代表索洛維也夫通知我二機部物資供應局局長姜濤,蘇方提供的原子彈教學模型不日就要抵達中蘇邊境滿洲裏了,請他趕快前去接收。
對於這顆原子彈教學模型,中方期盼已久。一年前,中國與蘇聯簽署了《國防新技術協定》。兩國正當蜜月期,蘇方慷慨地承諾將向中國提供導彈樣品和原子彈的教學模型,還答應派專家幫中國設計試驗靶場、進行技術培訓。
《協議》簽署不久,蘇制P-2型導彈倒是來了,可原子彈教學模型卻遲遲不見蹤影。蘇聯專家說,雖然只是個教學模型,不是真正的原子彈,但也非常敏感,中方一定要建一個保密級別高的庫房。
為了讓原子彈教學模型不進城就直接送入庫房,二機部選中了離西直門火車站不遠的花園路蓋庫房。很快,庫房建好了,蘇聯專家也審核通過了,可教學模型還是遲遲不來。蘇聯專家總說快了快了,一拖又是半年。
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原子彈教學模型終於就要到了,姜濤和同事興衝衝地買好火車票打算前往滿洲裏。可就在出發的頭一天晚上,索洛維也夫卻對姜濤說,先別去啦!現在西伯利亞太冷,不能發貨,暖和點再說吧。
一等又是兩三個月。第二年二三月間,索洛維也夫總算來信兒了。他說,莫斯科準備發貨了,你們準備去接收吧!當姜濤他們即將啟程時,蘇方又變卦了。索洛維也夫說,沒發檢驗證明,暫時不能發運。
又過了兩個月,索洛維也夫來電話說,模型已經到邊境了,讓二機部趕緊派人去接收。二機部的人覺得,這次總靠譜了吧!可動身前一天,索洛維也夫又來電話了:別接了,部長感冒了沒人簽字,這貨還是不能發。
一連三次都沒接到原子彈教學模型,二機部的工作人員們覺得,事情有點兒不對勁了。
1959年6月下旬,時任二機部部長宋任窮打算親自去趟莫斯科協調此事。在他臨行前,壞消息來了。6月26日,蘇聯駐華大使參贊蘇達利柯夫向周恩來總理轉交了一封蘇共中央的電報。電報中說:蘇聯正在跟美、英首腦進行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的談判。在這個當口向中國提供核武器樣品和技術資料,不太合適,有可能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為爭取和平與緩和國際局勢做出的努力。
其實,早在一年前,二機部的人就從蘇聯專家不冷不熱的態度中讀出了一些資訊。
1958年7月,在中方的反覆要求下,蘇方派來三名專家,就原子彈製造的一般原理給中方做報告。當時擔任翻譯的朱少華記得,聽報告的除了已就任二機部副部長的核物理學家錢三強外,其他都是行政人員。
朱少華回憶,當時天氣非常熱。三位蘇聯專家一邊講,一邊擦汗。原子彈的原理極其複雜,讓三個人在一天內講完,幾乎不可能。他們講得非常快,一邊講一邊在黑板上畫圖,然後又飛快地擦掉。朱少華又得翻譯,又得做筆記,忙得暈頭轉向。蘇聯專家一個勁地提醒:不要記,不要記!等原子彈教學模型來了,自然會有專家來指導你們。錢三強他們不管,還是一個勁地埋頭苦記。課後,蘇聯專家提出要收回筆記,在座的二機部部長宋任窮不高興了,他說:“我是二機部的部長,由我負責。”
其實蘇聯專家講得飛快,就連錢三強也沒記下來多少。而且這次講座多是原理,沒有數據,參考意義不大。幾個人把筆記湊了湊,錢三強看過說,跟資本主義國家公開的原理基本是一樣的。
1959年初,這三名專家奉調回國,又來了個不說話的專家列捷涅夫。都說“外來的和尚會唸經”,可這個“洋和尚”來了之後卻一言不發。為此大家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啞巴和尚”。
此時,中蘇短暫的蜜月期已經過去了,蘇方雖然還沒有正式撕毀《國防新技術協定》,但種種跡象表明,那只是個時間問題。為了盡可能地從“啞巴和尚”嘴裏摳出有用的資訊,二機部的科研人員輪番問他各種問題。“啞巴和尚”被問急了,便開了個書單讓他們去研究。中方技術人員一看,書單中竟然還有關於養花的。列捷涅夫卻振振有詞地說,難道不應該在鳥語花香的環境中研究原子彈嗎?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決定撤走所有援華蘇聯專家。此時,蘇聯承諾援助中國的30個核工程項目,有23項沒有完成,9個工業項目被迫停工。臨走時,蘇聯人撂下話說:離開我們,你們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
身在北戴河的毛澤東倔強地說:“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我們要有飛機、大炮,還要有原子彈
作為中國原子彈研究的領軍人物,錢三強最清楚新中國對於原子彈的渴慕。
1949年3月,北平剛剛解放不久,中共中央派錢三強去巴黎參加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大會。臨走前,錢三強向黨組織表示,想借此機會通過老師約裏奧-居裏購買一些與原子能有關的儀器和書籍。當被問到需要多少錢時,錢三強說,大概20萬美金。
事後,錢三強頗為自己的書生氣感到後悔,戰爭還沒有結束,國家百廢待興,哪兒能拿出這麼多錢來買儀器呢?
可不久,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找到錢三強,遞給他5萬美金說,這是周恩來副主席在西柏坡批的。
後來錢三強回憶:“這些美元散發出一股霉味,顯然是剛從潮濕的庫洞中取出來的。不曉得戰亂之中它曾有過多少火與血的經歷!”錢三強並不知道,當時中國共產黨持有的外匯總額只有30萬美元。
最終,錢三強因為簽證原因沒有去成巴黎,沒能給中國買到儀器,但後來約裏奧—居裏託人捎來話說:“告訴毛澤東,你們要保衛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必須自己先有原子彈。”
新中國成立的最初幾年,中央領導人們深深體會到這句話的含義。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11月,美國把原子彈運到停泊在朝鮮半島附近的航空母艦上。幾天后,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叫囂,將採取包括原子彈在內的一切措施來應付軍事局勢。1953年,一顆裝有原子彈的導彈被運上了沖繩島。不久,美國與蔣介石政權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短短幾年內,中國被籠罩在了巨大的核陰影下。
打破美國的核訛詐,必須自己擁有核武器。
新中國成立後,科學家們一直沒有停止這方面的探索。
1955年1月15日,地質學家李四光和錢三強帶著一塊剛剛從廣西發現的鈾礦石,來到中南海菊香書屋。這一天,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彭德懷、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悉數到場。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笑著對李四光和錢三強說:“今天我們這些人當小學生,就原子能的有關問題,請你們來上一課。”
李四光把鈾礦石放在桌子上,打開自製的放射性探測儀——蓋革計數器。當儀器靠近鈾礦石時,立刻發出“咯啦”、“咯啦”的響聲。在座的領導同志感到很新奇,紛紛上來試驗。
為了能講清楚鈾與原子彈的關係,核物理學家錢三強特意畫了兩張示意圖。簡而言之,原子彈的爆炸原理就是把兩塊包裹著中子反射體的半球形濃縮鈾—235或钚—239,隔開一定距離,放在彈殼裏。用高能炸藥引爆,使兩塊鈾球在百分之一秒內驟然結合,從而發生快速鏈式反應。鈾,是製造原子彈的先決條件。現在中國找到鈾礦了,先決條件已經有了!
時任地質部副部長劉傑記得,聽完錢三強的介紹後,領導同志們很興奮,你一言我一語,一直討論到晚上七點多。最後,毛澤東說:“過去幾年,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
會後,毛澤東開了兩桌飯招待大家。劉傑記得,平素很少喝酒的毛主席,那天為中國的核事業幹了一杯。
第二年,毛澤東在他著名的《論十大關係》講話中說道:“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
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
蘇聯專家走了,負責核武器研究的二機部九所只有一個中國科學家——鄧稼先。
鄧稼先雖是美國普渡大學的物理學博士,但名氣並不大。當初,錢三強選擇鄧稼先作為第一個進入原子彈研究領域的中國科學家,自有一番考慮。那時,我們提出的口號是“蘇聯專家加中國青年”。意思是說,中國的原子彈事業主要靠蘇聯專家,中國科學家的任務是學習。錢三強考慮,成名的科學家恐怕不太好跟蘇聯專家打交道,於是就相中了鄧稼先。
鄧稼先早年跟楊振寧是同學,26歲就在美國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人稱“娃娃博士”。他不但學問好,人品也好,每天背個布包步行上班,從不多說話。楊振寧曾回憶:“鄧稼先是一個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談話幾分鐘,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實的人。他真誠坦白,從不驕人。他沒有小心眼兒,一生喜歡‘純’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認識的知識分子當中,包括中國人和外國人,他是最有中國農民的樸實氣質的人。”
1958年8月的一天,錢三強把鄧稼先找到辦公室:“稼先同志,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麼樣?”
雖然錢三強說得隱晦,但鄧稼先馬上明白他指的是原子彈。“我能行嗎?”對於突如其來的使命,鄧稼先一時還沒回過味來。不過,此時他已隱約感覺到,自己將為這項事業奉獻終生。
鄧稼先的妻子許鹿希對那個改變命運的一天,記憶猶新。平時,鄧稼先晚飯時愛喝點酒,但那天卻沒有喝。那一夜,鄧稼先輾轉難眠。許鹿希忍不住問丈夫,到底出了什麼事呀?鄧稼先說:“我要調動工作了。”
許鹿希問:“調到哪兒去?”他說,不能說。幹什麼工作?也不能說。
“那怎麼聯繫,你給我一個信箱號吧。”
還是不行。
沉默了良久,鄧稼先說:“這個工作如果幹好了,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了,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聽了鄧稼先的話,許鹿希急得哭了出來:“到底什麼事,值得你下這樣大的決心。”
面對妻子的追問,鄧稼先始終沒有回答。搞原子彈就意味著隱姓埋名,不能發表學術論文,不能公開做報告,不能隨便跟人交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
鄧稼先進入九所後,二機部又從各個高校挑選了28名大學生,人稱二十八星宿。早已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物理學家朱建士便是其中之一。朱建士記得,剛進九所時他們管鄧稼先叫鄧先生,鄧稼先說,叫老鄧,叫老鄧。
當時,蘇聯專家還沒來,鄧稼先就帶著大學生們自學原子彈理論知識。雖然是留美博士,但對於原子彈,鄧稼先並不比年輕人們多知道多少。他跟年輕人一起看書,一起討論。誰看明白了誰就講,講不下去了就換別人,從來沒有老師的架子。
朱建士記得,蓋原子彈教學模型庫房時,鄧稼先總是帶頭挑土。他沒幹過體力活,挑起土來搖搖晃晃。大學生們看他又白又胖,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大白熊。
即便是在工地,鄧稼先也不放過任何討論問題的機會。好幾次他把飯碗放在地上跟別人討論,工地養的小雞就跑過來把他的菜給吃了。
另一位當年的大學生竺家亨回憶,自從來了九所,老鄧就經常加班到夜裏一兩點。他住的北京醫學院家屬院每天10點半就關門了,他不好意思老是麻煩傳達室大爺,每天都鑽鐵絲網。
鄧稼先是九所人緣最好,最平易近人的領導。每當有同志鬧情緒不想幹時,老鄧都拍著肩膀勸大家。後來,九所同志都說,就怕老鄧拍肩膀,他一拍肩膀,你就不好意思不幹了。
可蘇聯專家一走,鄧稼先也傻眼了。從“啞巴和尚”口中,他沒套出任何有效資訊,惟一掌握的關於製造原子彈原理的資料,就是錢三強那次記下的零零散散的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