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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故事數則(4)

王文彥

怡居地產常務董事及
中原地產創辦人

李光耀的忍隱 

新加坡處於馬來西亞及印尼兩個強鄰旁邊,關係極為敏感,李光耀這個強人,生性好鬥,對付異己絕不手軟,喜歡說狠話,不怕跟人對著幹,但李光耀言論無論怎樣目無餘子,都盡量不開罪馬印兩國;他在拉攏西方強國扶持,容許美艦在當地補給時,又憑藉身為華人傑出領袖的條件,與海峽兩岸高層都保持良好關係,務實走其「亞洲價值觀」的獨特路線;就一個蕞爾小國而言,李光耀在外交領域的務實圓融,平衡著各種友好關係,利用一切有利因素,為新加坡爭取到最大空間,確保了國家安全,在穩定環境中大力發展經濟。 

小國求生的最重要前提 

小國在大國的夾縫中求生的最重要前提,是小國不去挑釁大國,勿讓大國感到不舒服,能這樣做,小國在大國之側生存的情況才會出現。 

所謂小國不去挑釁大國,不光要求小國政府不以言行挑釁,還要求小國的民間和在野政黨不去挑釁。回歸二十多年,特區政府基本上臣服於中央,但香港人心多未回歸,近年泛民政黨及民間與中央對著幹的事,愈來愈多,愈演愈烈。弱勢的特區政府無能控制局面,遏制泛民政黨和民間對大陸的挑釁,客觀上就是香港經常挑釁大陸。不難看出,小的香港經常讓大的大陸很不舒服,長此下去,恐怕一國兩制早晚會變成一國一制,而香港的高度自治,不走向「改土歸流」,是為異數。 

歷史故事的共同涵意 

耽於重商主義和從心底裏看不起國內人和不接受中共政權的香港人可能至今仍然不明白這些歷史故事的涵意,且引幾則智者的預警。  

林行止說: 

『如果主張香港獨立的人是反「一國」,是要令香港獨立於中國之外,那是非常非常危險的非份之想,在爭持過程中,牽涉其中的各方各面的個人和團體,都得付出沉重代價。』 

著名專欄作家及食評家劉健威說: 

『「本土」終極目的自然是「港獨」,這不但不可能實現,更有機會將香港置於險境──在法律上,香港完全沒有獨立成國的理據,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公開支持「港獨」主張;從現實政治而言,這更是近乎荒謬的事──要是香港可以獨立,那新疆、西藏和台灣是不是更有理由獨立?請打開中國地圖看看,假如這三個地方獨立的話,中國足足少了三分之一面積;而這不僅是面積問題──還牽涉水源、國防問題,也即威脅到民族的生存,易位思維,中國任何統治者(不管他們信奉甚麼),會容許這幾個地區獨立嗎? 

在軍事、經濟、政治等條件而言,香港根本不存在跟中國對抗的條件。 

要是港人努力了30多年的民主運動被「本土」騎劫,香港祇有死路一條。』 

知名醫療顧問顧小培說: 

『香港回歸中國,那是歷史進展中的歷程。連當事人之一的英國,雖然自身國力不弱,也肯接受而不抗爭,足證其中自有道理。撇開民族大義不談,香港人縱是單純著眼於「換了一個主子」,也應有「家和萬事興」的協調心理。中國管香港是理所當然,最低限度,總比較過去150多年英國人管治香港,來得更順理成章。』 

著名時事評論員鍾志強說: 

『年輕的港獨分離主義者在《中英聯合聲明》承諾50年不變的期限屆滿前的30年,便提出討論前途問題,可能求仁得仁,中國可以提早修改「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香港管治方針,年輕人未見其利,年長的港人(即年輕人的父母和祖父母輩)先蒙其害,失去原來擁有的較高的自治權利。』 

筆者和上述智者不尚空談,都從歷史、政治和實用角度,將看到的危機,告訴港獨分子、激進本土派、泛民以至全體港人。 

為甚麼要告訴全體港人,而不光是港獨分子、激進本土派和激進泛民?因為香港興亡,匹夫有責。在過往20年,全體港人(包括建制派)基本上都對多行不義、嚴重損害香港利益以至國家利益的上述政團、人士噤若寒蟬,過份縱容,從未高聲喝止、鞭撻和制止,傳媒客觀上更是為他們張目,助紂為虐。大部份港人、政黨及政團之所以獨善其身,有的因為以為事不關己,有的認為上述政黨、政團和人士言行沒錯,有的怕失選票,有的怕遭受金錢損失,有的怕自己和家人遭受人身傷害……不一而足。默許、縱容和袖手旁觀的結果,就令香港多年來不斷極度挑釁中國,最終造成今日香港的困境,對仍然想負隅頑抗的黃營政團、議員及市民很狠辣的港區國安法已經實施,一國兩制日趨一國一制,這不是中央的原本意向,而是黃營政團、議員及市民多年來多行不義,逼使中央這樣做。一切過往多年默許、縱容和袖手旁觀的港人、政黨、政團、問責高官及特首都責無可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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