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早的2017年8月1日，在《政治死局病灶，早已寫在牆上》一文中，林行止說道：
『二十多年後，北京仍師當年故智，藉「釋法」把未十足按照《宣誓及聲明條例》規範的議員變成前議員，人為地製造親京議員佔有投票優勢的局面，進一步讓香港議會人大政協橡皮圖章化。筆者當時還有這種「預測」︰「……香港情況特殊，不可能成為「政治實體」。在英國治下，一切都得仰倫敦的鼻息；中國收回（香港）之後，則只有照北京意旨辦事。」「宿命」如此，可是，由於「香港不少政治玩家的政治常識仍在牙牙學語階段，對中共本質亦缺乏識認，因此有在政制上擺脫中共控制的試圖；這種用心，站在港人角度是大好事，但忽視現實的善意，很難不成為不切實際的一廂情願想法」』
『不同政治意識和價值觀的人，對法律條文的解釋，可以截然不同，比如什麼是對抗、什麼是顛覆中央、什麼是反革命，由歐美法官和北京人大常委來解釋，得出南轅北轍結論，幾乎是必然的。人大常委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所以很難為香港人接受，不是說人大常委的解釋沒有道理，而是這些道理只能行於國內而與香港民情格格不入。換句話說，《基本法》解釋權落在奉行與香港體制完全不同的最高權力機構之手，等於以「一制」的價值標準解釋另「一制」的法例，不能貫徹「一國兩制」精神，遂令港人惶惶不可終日！』
『九七年後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北京政府「一黨獨大」（在可見的將來，這種情況仍將持續，政府人事即使有調動，中共仍然當權；我們認為中共將繼續掌政，是基於中共仍進行修正的經濟改革，人民物質生活未惡化而對前景仍有憧憬，因此人民不會揭竿而起；直至人民物質生活明顯下降、對前途又感失望時，中共才會遇上真正麻煩），我們很難想像未來的法官敢不賣北京的賬，或不以北京利益為大前提作判決政治性案件的準繩。此外，只要中共當權，中國就很難從法學家所說的「身份之治」（Rules of Status）進入『平等的法律之治」，換句流行的話，即無法從人治昇華至法治。受此「大氣候」的影響，特區法官很難不根據涉訟人物在黨國地位的尊卑、與各級領導人的親疏關係來判案，公義（Justics）、公平（Fairness）、衡平（Equity）、平等（Equality）這些司法的基本精神淪為次要地位，是極有可能發生的事；受這種判案原則的影響，香港法官遇上這類牽涉到中國政府、黨政官員、國營企業利益的案件時，能干冒「犯上」就案論案者，將為罕見的例外！』
-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