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立法會行管會主席梁君彥公布，行管會昨早開會討論追討四名被DQ議員薪津，按法律意見認為，「是有法律依據向四名被取消議員資格的人士提出申索」，但考慮事件涉及公帑、政府的回覆，加上四人可能提出的抗辯理由、成功追回所有款項的機會，以及繼續採取追討行動的法律費用初步估計約需八位數字，「用更多的公帑以追回有關款項，未必符合審慎理財、運用公帑的原則」，故採用法理情兼備的原則，在符合三大條件下不會追回有關款項。
但四人必須歸還已預支的營運資金、歸還所有資本項目例如手提電話、電腦等，以及歸某些預支款項，例如維修保養合約等，他們須向行管會每人償還大約十九萬至三十一萬不等。
按初步統計，梁國雄須歸還款項約十九萬元、羅冠聰二十萬元、姚松炎及劉小麗各三十一萬元。其中姚松炎及劉小麗的資本項目已留在立法會大樓；歸還款項限期交秘書處與四人商討。
梁君彥形容，今次的和解協議是希望四人能夠按條件歸還款項，若四人違反上述任何一條條件，即等同「冇和解」，行管會會重新追討四人全數薪津，即各由二百七十多萬元至三百一十多萬元。他重申，今次做法並非釋出善意，是實事求是。
梁君彥太謙了，今次行管會的做法絕對是「釋出善意」。羅、梁、劉、姚四人被DQ，法律基礎在於人大常委會2016年11月7日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草案）》的議案(「釋法」)。
「釋法」第二(一)條明確講明：
「宣誓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就職的法定條件和必經程序。未進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絕宣誓，不得就任相應公職，不得行使相應職權和享受相應待遇。」
在高院接納律政司的覆核申請而DQ羅、梁、劉、姚後，行管會有無可置疑的法理根據向四人討回他們去年10月12日以來支取的薪津。羅冠聰申訴要討回他們的薪津是「有工開無糧出」，那是訴諸情，在按「釋法」第二(一)條預知一旦被DQ而已收取的糧將會被討回(訴諸法)的情況下，他們四人依然「開工」，那是自動獻身犯險，怪得誰來。
縱使他們的上訴竟奇迹地獲勝，律政司仍可向人大常委會申請釋法(不必難為終審庭了)，讓它為DQ案作最後拍板。
行管會委員、公民黨郭榮鏗說，四人在普通法上「有非常強的抗辯理由」，加上訟費問題，所以行管會不作追討。郭榮鏗是站在泛民議員立場，不得不如此言，在法律根據上，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是凌駕於普通上一切「非常強的抗辯理由」的。
過去多年，激進泛民政客不斷亂港，全面掌控香港管治權的北京，早就立定決心要「反建制」的泛民、港獨分子及本土主義者嘗苦頭、付代價，以收儆效，建制派若理解北京之意，自當貫徹袁國強前律政司的初衷，依法修理羅、梁、劉、姚四人。若他們膽敢打官司，就乾脆『以公帑(納稅人)的錢和必須自掏腰包(或「眾籌」)的被告對簿公堂，如果還有「上訴」環節，後者在財政上便會被拖垮。』(林行止語)。這是新加坡政府打擊反對派異己分子的慣用手段。
得知行管會決定後，羅冠聰認為政府今次「知難而退」，可以減省不必要的法律程序和避免浪費公帑，但他因而被逼辭退職員，立法會應當承擔代通知金及遣散費。梁國雄表示，政府讓自己成為「無良僱主」，要求補償職員。劉小麗質疑，政府今次「不是釋出善意，只是收回惡意」，她盼追討其前助理去年七月份薪金和遣散費。姚松炎說自己有盡議員責任，行管會追討薪津的做法無法律基礎，早應停止。
建制派釋出善意 (「政府的回覆」，可圈可點，看來政府和特首是傾向放過羅梁劉姚四人的)，放四人一馬，大家可覺得他們有一絲一毫感恩？
我是贊成窮追猛打的！好不容易促成釋法，不好好盡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還刀下留人，放虎歸山，這樣對反中亂港壞分子仁慈，豈非對國家、特區政府及絕大部份香港市民殘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