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才就大刀濶斧引入外才
(原文發表於2018年6月7日)
閱報，看到信報兩則夾敍夾議的報導。
其一：
『2月9日大埔公路九巴翻車意外奪去十九條性命，牽動萬千市民的心弦，有親人在慘劇中不幸罹難的家庭，固然籠罩於一片沉痛的哀慟之下，也為整個香港的迎春度歲活動抹上一絲愁緒，而關於事故成因所引申出的連串話題，諸如巴士車長的操守態度、招聘準則，工時和兼職、培訓及監察，遭乘客責罵甚至冒犯的情況，乃至道路設計等等，都引起連番議論，稍後更有運輸業團體提出輸入外勞的訴求。
事實上，巴士公司的兼職車長日增，反映招聘全職車長的困難。司機難聘，亦非巴士公司獨有的難題，而是關乎整個陸路客運業的「大氣候」。本港運輸業界就業人數在一九九一至二○○八年間約有二十萬人，但至二○一一至二○一五年間持續下跌到約十八萬人的水平，其中司機及維修人員的流失量不斷上升；職業司機年齡老化，年輕一代又不願入行，導致青黃不接。因此，他們要求容許從外地輸入司機支援本地陸路客運業持續發展，增加職業司機的勞動人口，避免行業出現斷層。
香港出現類似因在職者年紀漸大，退休者與年俱增，新一代卻不願入行，造成人手捉襟見肘的行業，其實比比皆是，尤其在建築、飲食、長者護理、物業管理、廢料回收等行業特別明顯。
年輕人對工時長（困身）、付出勞力（辛苦）、具厭惡性，以及晉升機會較少的工種，一般視為畏途，即使工資不低，待遇不俗，他們都未必願意嘗試，家長亦多不支持。是故，對於某些人手匱乏的行業，倘能改善工作環境、薪酬福利、晉升階梯，雖或許有助吸收新血補充人手，但要真正解決困境，輸入外勞始終不能排除在考慮之列。』
其二：
『護士與病人比例之國際標準是一比六，但香港的情況是一比十二，除了損及醫療質素之外，亦導致護士本身出現健康風險，前年曾有懷孕三十周的護士在夜間當值時爆血管。
有撥款不代表有人手，同樣地，有醫院不代表有服務。北大嶼山醫院於二○一三年九月啟用，審計署去年十一月指出，該院兩成面積閒置，八成病床未投入服務，總值三千多萬元的醫療設備大部分使用率偏低，居於大嶼山的病人須轉介到五十分鐘車程外的瑪嘉烈醫院接受治療。至於去年啟用的天水圍醫院，情況更加糟糕，目前每天只能提供八小時急症室服務，病人不得不跨區依賴博愛醫院和屯門醫院。
空有設備先進的醫院而服務完全不到位，歸根究柢就是人手不足造成，反映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醫療系統實在「百病叢生」，再不「對症下藥」恐怕避免不了繼續又像街市又像戰場的窘態。問題是，本港醫學界願意打破保護主義的自我限制嗎？願意引入外地合資格醫生紓緩壓力嗎？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黃元山日前撰文提出，政府嚴重低估醫生短缺數目，香港的醫生比例是每一千人只有一點九名醫生，遠遠落後於新加坡的二點三、美國的三點三、英國的三點七和德國的五點八。香港的公立醫院幾乎沒有外地醫生，僅得百分之零點二，新加坡和美國則是百分之二十七，英國是百分之三十五。外地醫生無法在香港執業，原因是門檻太高。回歸之後，醫學界不再承認英聯邦國家醫生的執業資格，即使畢業於頂尖大學，仍須重新投考艱澀的執業試，無異於拒人於千里之外。外地護士的限制亦不遑多讓，二○一四年報考本地執業試的外地護士僅百分之四點九五通過全部考試，即全年只有五人取得本港註冊護士資格。
醫學界設限的對象，其實並非嚴格意義的「外地」，而是「內地」，惟恐中國醫生大量來港執業造成各種各樣的副作用。』
兩則報導，盡管界別不同，情況各異，本質上則一，都是因為勞動力或人才極度不足，結果為市民提供的服務極度差劣，嚴重者危害市民的生命安全、妨礙香港的經濟發展及損害市民的長期福祉。
因為種種原因造成勞動力或人才不足，怎樣才可解決？評論委婉地說：「要真正解決困境，輸入外勞始終不能排除在考慮之列。」考慮之列？No Way，是非行不可之著！
評論這麼委婉，歸根結柢是害怕得罪廣大的既得利益者，這些既得利益者的保護主義心態濃得不可開交，誰稍敢觸動這些利益，他們和他們的代言人就對誰口誅筆伐，不惜火拼。
特首林鄭月娥在去年十月《施政報告》答問會上重申政府立場，在不影響本地勞工就業、工資的情況下，按行業需要，有限度、有規範地輸入外勞。她強調有決心解決香港勞動力不足問題，既照顧基層勞工，也不能漠視整體經濟發展所需，冀勞資雙方可共同尋找出路。
林鄭倡議「按行業需要，有限度、有規範地輸入外勞」，我希望她是出於戰略考慮而這樣說，因為本港許多行業人手短缺嚴重，不可能「有限度、有規範」，很可能是大批大批地輸入才可舒緩不足；「冀勞資雙方共同尋找出路」，我不相信勞資矛盾可以和平解決，大批輸入外勞一定會影響本地現有勞工的就業，一定會負面地影響本地現有勞工的工資。
要擺平，特首和政府非使用霹靂手段不可。為了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市民的長期福祉這個大局，他們唯有如此。否則十年之後，香港還是現時這個勞動極度短缺的老樣子了，說不定更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