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下曾上，新特首任期究竟應是二年還是五年，近日弄至滿城風雨。
在公務員圈子打滾了三十餘年的曾蔭權出身港英政務官系統，曾經長期跟隨港英時代的財政司夏鼎基和布政司霍德；中英就香港主權談判期間，曾蔭權參與負責《中英聯合聲明》，為港英出謀獻策；在回歸前，曾力挺中央大力反對之彭定康政改方案；在九七過渡時，曾還明目張膽接受英國皇室策封的爵士勳銜；此外，曾還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與無神論的中央領導人有意識形態之別。
論出身論思想，曾蔭權在傳統左派眼中都絕對是港英餘孽，按中央過去的用人標準，頂多委之為實權不太大的副手(例如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委任為封疆大吏的特首，實是匪夷所思。
北京打算扶持曾蔭權坐上特首的寶座，反映中央在任命特首的思維出現重大變化：
選特首由紅為主、專為次轉變到專為主、紅為次，甚至用人唯才(當然仍得效忠中央，聽命於中央)，誰能治好香港誰就是紅；
由商人治港轉變到公務員治港；
對特首施政的社羣要求，由團結親中黨派、商人和公務員而打壓泛民主派轉變為追求和諧社會，對泛民主派亦講求溝通、爭取。
這樣的變化，充份反映中央領導人確實能總結經驗和查找不足，充份反映他們的開明變通及與時並進，更反映他們的自信，而這恰恰是香港泛民主派急需反省和學習的。
二年及五年期之爭，盡管倡議五年者不無弱點，但他們在法理上較擁護兩年任期的更有根據，更言之成理。純粹從法理去看，新特首任期為五年較正確，但從實際政治角度去衝量，我又深深同情中央執意要二年期的苦衷。
很明顯，中央想給曾蔭權一個機會，卻又不敢盡信(不敢盡信其效忠程度多於其政治才幹)，乃構想了一個試用期。試用期當然不能太短，但又不能太長，二年自是較五年為佳。有了這個二年的試用期，中央進可攻，退可守：曾蔭權效忠中央而且辦事得力的，試用期過後就再給他五年任期，不大效忠中央或辦事不力，給中央添煩添亂的，二年試用期滿，就換馬，中央不用付上很大的代價。
如何在法理及現實政治之間取得平衡，倒不大容易。個人認為，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不如人大釋法，人大釋法又不如修改基本法。修改基本法需時，循規蹈矩的話，可能趕不及於七月十日補選新行政長官之前出爐。非常時期，行非常事，我倒希望人大可以想方設法極速完成修改基本法。
萬一修改基本法真的不行，我是支持人大釋法的。香港百廢待舉，要辦的事很多，實不宜在一些中央有權決定的事項上糾纏，虛耗彌足珍貴及所剩無幾的時間和精力。再者，動輒就上綱上線，最後以港人內部大分化告終，亦非港人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