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去都是誤導、扭曲和偷換概念(6)
(原文發表於2016年5月26日)
真正的「無為」，成功案例絕無僅有
『地產代理是一種要求進取有為的行業，所以每當我告訴人們，我是以無為的方法來經營中原地產時，引來的都是一種懷疑的眼光，以為這祇是一種標榜罷了。但不管讀者心裏有何想法，我對「無為而治」是深信不疑的，我不但把它視作一種可以說得通的理念，更把它應用在日常的工作中，並且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施先生認為他的「無為而治」（筆者按：不是老子的「無為而治」）是一種說得通的理念，這種看法我是不大苟同的，理由請參詳我早前的《中原地產的成功，功在「無為而治」？》。
施先生又說，他把「無為而治」應用在日常的工作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這種看法我亦是不大苟同的。
不要說施先生的「無為」（那是老闆不作為，授權下屬有作為），就算老子的「無為」亦不大濟事。
老子「無為而治」的政治理想付之實踐而卓然有成的，在歷史上絕少出現，印象中祇有西漢初幾代皇帝的統治庶幾近之，特別是漢文帝、漢景帝時代（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暴政連連，秦祀短，二世而亡，這個因果為西漢初的統治者留下深刻的教訓。秦末暴政加上連綿四年的楚漢戰爭，中國社會經濟受到極大的破壞，已屬殘破不堪。史書載道：「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併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這就令漢初諸帝不得不改弦換轍。漢高祖採納謀臣陸賈的建議，雷厲風行地採取了一系列與民休養生息的措施。之後，漢初數代皇帝都堅持執行漢高祖的改革，不但繼續推行，並且加以補充、發展，使之完善光大。司馬遷在《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中說：「孝惠皇帝、高后（呂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至文帝，仁厚過人，更將無為無事、輕刑薄賦及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推行到極致。這就終於從根本上扭轉了由於秦朝暴政統治造成的社會動亂、經濟衰敗的局面，奠下此後西漢皇朝二百年強盛統治的基礎。
漢初的「無為而治」到漢武帝就戛然而止。武帝雄才偉畧，兼逢國力鼎盛，北伐匈奴，西征西域，追求的是大功大業，祖宗的「無為而治」對他來說肯定是落伍、不合時宜，棄之可也。
有人認為貞觀之治初期亦屬「無為而治」，我不大苟同。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唐太宗登基為皇。這時，社會依然殘破不堪，隋末動亂造成的破壞處處可見，史書載道：「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鷄犬不聞，道路蕭條」。貞觀初，唐太宗遂以輕刑寬法為基本國策。
就輕刑薄賦及與民休息而言，貞觀初確有一點「無為而治」的影子，但唐太宗畢竟是一個以槍桿子得天下的青年皇帝，雄心萬丈，輕刑寬法的同時，他勵精圖治，追求大功大業，與「無為而治」道不同，不相為謀。
「無為而治」的政治，要在一定的土壤和氣候才可發芽的，這包括：天下大亂之後民心思定；國力疲憊，民不聊生；無強大外患及嚴重內亂，基本上天下太平；最高統治者宅心仁厚，胸無大志，甘於無為無事；管治班子清明得力。
這些條件，表面易，其實難。不是天下大亂及經濟崩潰，統治者豈甘於平淡？！天下大亂，能剪滅羣雄為帝的，一般為雄主，要他們無為無事，難矣！無為而治，是要讓人民有最大的自主性，允許個人人格和個人願望的充份發展，是要統治者壓制自己的獨斷意志和專斷行為，以及阻止自己對百姓權利的脅逼、併吞，這對君權至上的帝王肯定是難以入口的苦杯。這就解釋了「無為而治」的政治實踐，成功的案例在歷史上為甚麼絕無僅有。
～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