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去都是誤導、扭曲和偷換概念(2)
(原文發表於2016年5月19日)
偷換概念，打著紅旗反紅旗
『我發覺自己的想法與老子的想法十分相近，例如老子說「無為而治」，即不要自以為自己甚麼都懂，胡作妄為，應該順應自然去做事。老闆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雄才偉略，指示某某要做這，某某做那，要下屬貫徹執行自己的主意。下屬的積極性會減低，整間公司便祇餘老闆一個人動腦筋，其他人沒有機會發揮。上面無為，下便有為，多一些空間給下屬，他們反而做得開心，因為自己想出來的東西，就像自己的baby一樣，自然想揍大它。我發覺用這種方法去管理一間公司活力大，適應能力高，員工開心。』
「無為而治」語出《老子》的「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一句。此句意謂，道永遠是不妄為的，然而又無所不能作為。「無為」是老子哲學中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老子講「無為」，自有其背景和用意。春秋時代是一個天下大亂的時代，出現了戰爭、禍亂，出現了「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不合理剝削，出現了「危生棄生以殉物」、「以仁義易其性」的人的異化，社會的嚴重矛盾使老子有感而發及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救治之方及「無為而治」的政治理想。可以說，「無為」是出於「有為」的歷史感而倡議的。
胡適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道：『老子反對有為的政治，主張無為無事的政治，是當時政治的反動。凡是主張無為的政治哲學，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動。因為政府用干涉政策，卻又沒干涉的本領，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種反動，主張放任無為。歐洲十八世紀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都主張放任主義，正為當時的政府實在太腐敗無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動。老子的無為主義，依我看來，也是因為當時政府不配有為，偏要有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陳鼓應認為：『老子「自然無為」的觀念，運用到政治上，是要讓人民有最大的自主性，允許特殊性、差異性的發展。也就是說，允許個人人格和個人願望的充分發展，但以不伸展到別人的活動範圍為限。對於統治者來說，「無為」觀念的提出，是要消解獨斷意志和專斷行為的擴展，以阻止對於百姓權利的脅迫、併吞。十八世紀西方就流行著一句口號：「最懶惰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時的政府，並沒有甚麼重大的事情可做，主要的工作祇是替人民修修路而已。』
「無為」在《老子》有特殊涵意，並不是指甚麼事都不幹，而是指不胡作妄為。既然有「無為」，自應有「有為」這個對立面，但這個「有為」在《老子》通篇都找不到，是近人因應「無為」而創造的。這樣，「有為」泛指胡作妄為，而不是一般字義的「有所作為」，胡適謂「老子反對有為的政治」，其意在此。
說老子反對有為，更恰當的說法是反對「有為」，有為加「」，是說此「有為」不是真的有為，而是妄為。老子反對的妄為包括一切暴政、苛政及好大喜功的冒進，尤其反對過度有為，妄求成大功大業於轉瞬間。在老子來說，統治者不應做任何超乎客觀條件之事，特別是戰亂之後，推行無為無事、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是最恰當不過的。
老子並不反對順應自然、以利民為主的清明政治，「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與「無不為」並列，有利於民的一切作為都為老子所喜。
要確切了解老子的「無為」，要同時看到老子內心其實渴望清明政治，渴求統治者真正的有為。可以說，老子是無為其外，有為其中。孤立地去理解「無為」兩字，很容易曲解其真意。
施先生口口聲聲說犧牲了老闆（上級）的小有為，便可促成員工（下級）的大有為，看上去似乎亦是有為的擁抱者，但由於他的「無為而治」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疏漏，很容易催生整體的無為。可以說，施先生是有為其外，無為其中。
施先生說自己的想法和老子的十分相近，我看相同的祇是大家都披上「無為而治」的外衣而已，內裏精神是截然相反的。施先生是打起「無為而治」的紅旗反老子「無為而治」紅旗。可以這樣說，同樣的名稱，施的「無為而治」其實是偷換了老子的概念。這次偷換，雖是偷老子而不是我的概念，但可窺施先生的慣技，值得陳列於此，以饗讀者朋友。
～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