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10天前我為《東周刊》做了一個人物專訪,話題遍及中原(中國)在國內的強敵鏈家、中原集團的上市、我離返中原董事會的原因、我如何看待中原地產和怡居地產、我和施永青的離離合合、「無為而治」,以及我對當前樓市的的看法等等,內容異常豐富,最終要分兩期8全版刊登。專訪上集已於4月27日的《東周刊》發表,下集將於5月4日的《東周刊》發表。
上集的某些內容之前從未公開發表,特節錄於此以饗本專欄讀者。文內的「記」為記者,「王」為王文彥:
記:您於九二年因何原因離開中原?今次是甚麼原因驅使您重返中原?
王:1990年初,中原地產(香港)發生大兵變,董事會內的10名董事走了6名,都是最核心營業部的高管,他們帶同下轄眾多精兵猛將一起出走另立山頭──歷山地產,要和中原地產唱對台戲,剩下4名分別是我、施永青、我前妻和黃偉雄(香港住宅部最高主管),黃是唯一未出走的打工董事。施永青向我提議,每人從各自持有的50%中原地產股份中分別各賣5%給黃作為對黃忠心的獎勵。惟恐我不肯出售有關股份,施永青對我說:「老闆不應依靠股份來控制公司,應該以德服人!」施別的本事不怎樣,但對我好勝自負的性格倒拿捏得十分到位,加上走了的6名董事,大部份都是我的嫡系大將,內心的失望和創傷既深且大,令我久久不能釋懷,同時亦令我失去平日深具的理性判斷,明知黃偉雄是施永青親信,我最終還是著鬼迷地聽從施的提議,將5%中原股份以2倍P.E超平價賣了給黃,中原自此就由王、施各佔50%股份變成王、施各佔45%及黃佔10%的局面。黃偉雄成為中原地產10%股東後不久,施、黃就事無大小聯手架空了我的應有權力。徒具虛銜,真失實權,在這種環境下工作不是我的本性,我最終在1992年初被逼辭職,離開親手創立的中原。
施永青大義凜然地遊說我「老闆不應依靠股份來控制公司,應該以德服人」,但他就依靠黃偉雄那10%股份的支持,以55%股份驅逐了我這個45%股份股東和一起創辦中原的老戰友,由1992年初獨攬大權至今。期間我屢次要求出任董事會非執行董事,他都一口拒絕。出售(還要超平價)5%給施永青親信黃偉雄,許多朋友都批評我做了平生最蠢的事。一般人不會公開自揭做大蠢事的瘡疤,尤其我這個自詡諳政治、熟歷史的人,實在太無地自容,但我此刻還是做了,為的是以此警誡不知人生險惡的年青人,千萬別重蹈我的覆轍。
最近兩三年,中原(中國)在國內正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強敵,就是鏈家。對手勢頭強勁,在全國各地(特別是第一線大城市,深圳暫時例外)都以優勢兵力狙擊中原各地主力部隊,無論是分行數目、員工人數、成交市佔率,以至品牌、形象都遠超中原(中國),而中原(中國)一時之間並未有良好的對抗策略,處於挨打狀況。正因為現時內地中介市場競爭形勢劇變,大敵當前,以及爭取上市以籌集所需資金,中原地產董事局內的理性、務實及有改革意識的董事自去年9月底起克服了過去十多年力阻我入局的有重大既得利益、保守因循及不懂顧全大局的部份當權派的阻撓,邀請我重返公司擔任董事一職。際此中原面臨生死存亡的險境,過往個人的恩怨已不重要,都應拋開,向前看,我於是接受了這個遲來的邀請。
記:您與施永青相識於微時,並於1978年攜手創辦中原地產,請問您如何形容與施永青的關係?
王:不僅相識於微時,彼此是九龍新法書院的中學同學,還有許多共同點:從F.1至F.4那幾年,他住觀塘,我住九龍城,每天放學,他都陪我從太子道的學校步行半小時到九龍城,然後乘巴士回觀塘。路上大家談的盡是國家大事,特別是中共、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年青時候,大家都左傾、熱血及充滿政治理想;至今,都熱衷於政治,喜歡公開評論時弊及舞文弄墨;從商,但不汲汲於金錢財富;人生價值觀有不少雷同,都不喜將個人財富傳之兒女,而是回饋社會。有這麼多共同點的要好中學同學,本應終身為友,但現實卻是攜手創辦了中原14年,讓中原成為香港的地產代理界一哥後,出現我被變相驅逐出中原最高領導層,自此反目成仇的結局。市場上許多人視我倆為歡喜冤家,我則視之為人可共貧窮,不可共富貴,更不可共權力的範例。
記:這二十四年以來,您與施永青有在公開場合以外的地方見面嗎?
王:見過二三次,都是太太們相約飲茶,我倆做陪客。太太們交談多,我倆交談少。
專訪後,記者向我索取我中學至1992年離開中原最高管理層期間的相片。連中學生的相片也要,大概是為了配合文內有關我和施永青在中學交往的報導吧。中學時期離我已差不多半個世紀,我主導中原的時期(1978-1992)距今已24年,要找這樣相片絕不容易,但我還是找到差不多20張。
可惜的是,限於篇幅,許多張我很費力搜集才得到的珍貴、罕有舊照,專訪最終都沒有錄入,現一併補錄於此,供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