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讀歷史，言行知所止(2)
(原文發表於2016年4月27日)
為甚麼我說，如果年輕的港獨者稍讀一點中國現代史，他們就不會在《中英聯合聲明》承諾50年不變的限期屆滿前的30年，愚蠢地提出討論2047後的香港前途問題，尤其是提議把獨立自決作為一個公投選項？
先講一點香港回歸的故事。
中國素來都視「統一台灣」為首要目標，在1979年提出的「一國兩制」，本來是為台灣而設的，祇是後來不得不先解決香港問題，才將此用於香港。
大家認識黃文放嗎？黃文放是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台灣事務部部長，於1982年參與長期主管港澳事務廖承志領導的五人小組，專責研究收回香港具體安排。
根據黃文放的回憶，直至1981年4月，中國政府對香港97問題還未作出決策，還期望英國不要提出香港前途問題，不要逼中國表態。相信不少人都知道，新界租約問題，是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時，主動向鄧小平提出的，當時麥理浩要求鄧小平，同意港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約，有效期可以超越1997年，鄧小平拒絕；同時，亦明確告訴麥理浩，中國對於97問題，現在未有政策，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這個問題。鄧小平又說，到了1997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是中國收回，另一個是維持現狀。但不管怎樣，中國都會採取特殊政策，充份照顧香港的特殊情況，請投資者放心。及至1981年4月3日，英國外相卡靈頓勳爵（The Lord Carrington）訪華，再向鄧小平詢問中國如何處理97問題，最後鄧小平回應：「對這個問題現在不能說更多的話」。事後，鄧小平終於指示有關部門，研究香港問題。
黃文放解釋，所謂有關部門，就是由廖承志，召集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連同調查部（中國官方情報機關）、對外經貿部和中國銀行，開會研究如何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主張以「澳門方式」維持香港現狀──即中英兩國確定香港主權屬於中國，但仍維持英國管治，而港澳辦則準備兩個方案──收回香港主權和維持現狀。隨後，鄧小平向廖承志說：「再簽一個不平等條約，我們就都變成李鴻章，任何一個政府都會垮台。」最後，廖承志領導港澳辦及新華社香港分社草擬報告，向中共中央正式建議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但要同時保持香港的自由經濟制度，並保留香港政府的原有官員。到了1981年1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正式拍板，決定1997年收回香港。黃文放又提到，在上述的中央會議，最後趙紫陽講了一句話：最衰是英國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之後，鄧小平指示廖承志須在三個月內，交出解決香港問題的具體方案──即如何制定特殊政策，俾能做到既收回香港主權，又能維持香港的長期繁榮，從而繼續為中國所用。1982年1月廖承志成立小組，研究上述政策，黃文放亦是成員之一。再後，北京確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變」的方針，往後的事，都是眾所周知了。
上述歷史的核心意義是，中國直至1981年底，對香港1997年後的前途仍未作出決策，但不排除維持現狀（即中英兩國確定香港主權屬於中國，但仍維持英國管治）。祇是英國不知進退，一再忽略中國要求不要太早提出香港前途這個問題的警告，透過到訪中國不同的政府高官頻頻要求中國盡早處理97問題。結果是適得英國人（可能亦是大部份港人）的反，中國於1982年決定收回香港主權。
回到現實，如果年青的港獨份子現時起就不斷鬧事，要求中國承諾2047年後維持真正的一國兩制，甚至公投自決，要求獨立。從上述歷史教訓，中國最終的反應一定是提早結束一國兩制，實施一國一制並重手鎮壓港獨份子，以至激進的泛民。
試想想，1982年中國仍在崛起初階，綜合國力不大強，它已不肯在確定香港主權屬於中國的情況下，讓香港維持英國管治。讓香港那樣，中國最高領導視之為「再簽一個不平等條約，我們就都變成李鴻章，任何一個政府都會垮台」，現在年青的港獨份子要求獨立，亦即要求中國放棄香港的主權，那不啻是要求中國最高領導簽一個不平等條約中的不平等條約，要求他們成為賣國賊中的賣國賊，遺臭萬年，要求中共付上可能亡黨亡國的代價。中國肯飲這個超級苦杯嗎？它有甚麼誘因願意這樣做？提早結束一國兩制，實施一國一制並重手鎮壓港獨份子，以至激進的泛民，反倒是一個代價較輕、出師有名及對得起歷史、國家和人民的抉擇。
正如1979年至1981年英國的不知進退，港獨份子和他們的同情者及縱容者的不知進退，他們要爭取的，最終一定同樣會適得其反。沉默的大多數，客觀上是縱容了港獨，最終一定反受其害，屆時可別怨天尤人！
～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