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甚麼賬都算到梁振英頭上
這起自1967年暴動以來最嚴重的騷亂，說它是嚴重民怨的反映，相信沒多少人會反對，但以此來為暴亂分子目無法紀的行為開脫，相信絕大部份市民會強烈不以為然，指控「源頭是梁振英政府累積民怨」、「梁振英政府應負上第一及最終責任」、「梁振英撕裂社會導致事件發生」及「事件演變至此癥結在梁振英跋扈態度以至社會撕裂」，就更是異常錯誤！
嚴重民怨其實是中國前國家總理溫家寶在任時常說的社會「深層次矛盾」的產物，這些「深層次矛盾」存在已久，回歸以來就牢牢根深地存在，甚至可追溯至港英時代，梁振英政府祇是秉承了這個遺傳。要責怪，就不能甚麼賬都算到梁振英頭上，應該一併怪罪港英政府、董建華及曾蔭權。更何況，在改善弱勢社群的民生上，特別是解決居住問題，梁振英在增加土地房屋的供應及遏抑投機性需求上的貢獻，遠勝他的前兩任（董建華及曾蔭權）。論民怨，他應該少於前兩任才合理，泛民及他們的支持者對梁特別憎恨，不外因為他對泛民特別強硬，對北京特別忠心。
暴亂有部署周密的預謀
以聲援新春擺賣小販為由抗衡食環署人員的「本土民主前線」，可能是引發暴亂的始作俑者，而它的成員在暴亂中亦扮演了要角。它的召集人黃台仰事後否認暴亂是有預謀的，事態發展完全是意料之外。
黃的說法，你相信嗎？我就完全不相信。暴亂不但是有預謀，而且是經過部署周密的預謀！表面證據有四：第一，警方在現場發現有人利用車輛運載物資予暴徒使用，這些車輛和物資如非早作安排，怎可源源不斷支援暴徒在前線作武器攻擊警員？第二，暴徒除了使用尖木、竹棍、破裂玻璃樽及鐵通等攻擊性武器，還用路磚、石頭、卡板和垃圾桶襲擊警員，四處放火；第三，懂得就地取材挖取大批大批的重型攻擊武器路磚及帶備挖磚工具，用大膠桶一桶桶地運到前線，非事先構想好使用方案（包括現場視察和研究），不可能這般順暢地運作；第四，暴徒還帶備自製盾牌、眼罩及內穿防攻厚衣，此外許多人均戴口罩及穿連帽上衣遮臉，令路旁的天眼亦無法拍到他們的清晰臉孔，看來早已預備打一場硬仗。
遏止暴亂，需多方配合
對這起大騷亂，《星島日報》2月10日的評論說：
『藉維護小販利益為名，製造騷亂為實。激進本土派組織的這類行為，與早前佔領旺角，到「鳩嗚」擾店、反水貨客擾民，全都一脈相承，連近期香港大學發生暴力事件都有這類人參與。
這些組織最初以普選等政治議題鼓勵「勇武」抗爭，當這個議題缺乏號召力，就利用其他議題挑起騷亂。法庭對被起訴的激進分子量刑往往心慈手軟，令他們覺得代價不大，遂有恃無恐，把行動不斷升級。初一旺角暴亂，並非偶發事件，而是佔領運動之後一股逐漸強大的極端激進勢力，利用社會任何可供挑動的不滿情緒，製造混亂，達到其「愈亂愈好」的目標。
沿着這個趨勢發展，旺角暴亂之後，他們日後仍會伺機挑動亂局，若不加以強力遏止，香港祇會愈來愈亂，百多年來市民胼手胝足建設起來的社會環境和核心價值遭大肆破壞。政府靠警方打擊搗亂分子之餘，還需要多方面配合阻嚇，並且針對滋生這些暴亂分子的背景做好預防工作。』
上述社評帶出幾個值得注意的論點：由佔領旺角、「鳩嗚」擾店、反水貨客擾民，到香港大學發生暴力事件，法庭對被起訴的激進分子量刑往往心慈手軟，令激進犯法分子輕易脫罪或判刑過輕，令他們覺得代價不大，遂有恃無恐一再犯法；面對這個騷亂不斷升級的發展趨勢，有關當局若不強力遏止，香港將再無寧日。但單靠警方打擊搗亂分子還嫌力量不足，需要多方面配合。
甚麼「多方面配合」？最低限度要法庭配合，一切心慈手軟的法官請他們靠邊站（否則，「警員拉人，法官放人」的結局會不斷出現），讓公正、嚴明及硬朗的法官來主審，對一切違法作亂的壞份子，課以適當甚至稍為過份的嚴刑，讓他們付上阻嚇性代價；目前對懲處暴亂的法例，可能過寬，及存有漏洞，讓不法之徒有機可乘。政府實宜檢視有關法例，作適當修改及增補，堵塞漏洞。
～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