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撤資？國內官方媒體抨擊的對與錯(1)
﹙原文發表於2015年10月9日﹚
國內官方媒體對李嘉誠「撤資」的連番抨擊和冷嘲熱諷
9月14日，隸屬「新華社」的「瞭望智庫」發表了羅天昊題為《別讓李嘉誠跑了》（見附文一）的短評，痛罵李嘉誠不顧念中國官方此前對其在基礎設施、港口、地產等領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國經濟遭遇危機的敏感時刻，不停拋售，造成悲觀情緒在部分群體中蔓延；9月21日，「財新網」及「鳳凰國際智庫」同日發表了吳曉波的長文《李嘉誠是一個怎樣的陷阱？》（見附文二），歷數李嘉誠發跡經過，然後指出「他由機場書店裏最受歡迎的商業勵志人物，變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背信棄義者和香港隕落責任人」；9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以李克濟署名的評論《對李嘉誠，與其挽留不如目送》（見附文三），強調「我們能做的，不是自降身份的挽留，更不是激於義憤的謾罵，而是把這個國家建設得更好，讓（李嘉誠）今天的離開成為明天的遺憾」，「時間將證明，大陸錯過的可能祇是一兩個商人、一兩家企業，而他們失去的，則將是與中國一起成長的整個時代」。
上述三篇文章的撰稿者都大有來頭。羅天昊是智石經濟研究院副秘書長及中國城市戰略中心執行主任；吳曉波是著名財經作家、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北京大學案例研究中心中國企業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員及「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常年從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財經頻道《中國經營者》欄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敗局》、《大敗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行銷》、《被誇大的使命》和《激蕩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激蕩三十年》被評為「2007年度中國最佳商業圖書」；「李克濟」真人是誰，不得而知，但能在《人民日報》撰寫評論，是一位重磅人物，殆無疑義！
官方媒體在不足10天內一口氣高調地發表了三篇份量十足、火力威猛的文章，歷數過往二、三十年北京最信任和依靠的香港首席商人領袖李嘉誠的「撤資」，西方不少媒體視之為「中國公開羞辱香港首富」，頓時引起廣泛注意和巨大震撼。令人詫異的是，本質這般轟動的事件，香港媒體祇有零星的報導和評論。
- 待續 -
附文一
別讓李嘉誠跑了
羅天昊
智石經濟研究院副秘書長
中國城市戰略中心執行主任
2015年9月14日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前幾日，李嘉誠擬將長實地產在上海的地盤，以200億元出賣。這是李嘉誠撤離中國，財富轉移歐洲戰略部署的繼續。
本來，商業如水流，逐利是資本的本性。李嘉誠想去哪裏就去哪裏。但是，鑒於李嘉誠最近二十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質，似乎不僅僅是商業那麽簡單。眾所周知，在中國，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由此，地產的財富，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別讓李嘉誠跑了。
敏感如李嘉誠，絕不會感覺不到。在中國，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密切相關，由此，一撤資，二撤資，三撤資，其商業帝國，在大陸欲上演金蟬脫殼之法。
前年是李嘉誠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罷工浪潮，風起雲湧，後是在大陸的拋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議。就民間形象而言，李嘉誠從此前的商界領袖，教父級人物，轉變為長著獠牙的怪物。令人遺憾，李嘉誠本人應也比較傷心。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誠不顧念官方此前對其在基礎設施，港口、地產等領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國經濟遭遇危機的敏感時刻，不停拋售，造成悲觀情緒在部分群體中蔓延，其道義的高點，已經失守。低買高賣，確實是市場經濟，但是，地產、港口等產業，恰恰是中國最不市場化的產業，沒有權力的扶助，哪裏來的機會？合作時借權力，賣出時說市場，似乎雙重標準，讓人難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幾名竟然全部為地產商，顯示了香港產業的畸形。而這種畸形產業的背後，隱藏著香港社會結構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現，以及貧富分化的眼中，則嚴重危害了香港社會的活力。
其實，李嘉誠只不過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響香江？能操控香港萬民福祉與未來者，國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滯後於現實發展，方才導致香港困局。未來需要改變思路，進一步造福香港萬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誠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會結構的失衡，雖然發作於回歸之後，病根卻早在80年代即已種下。在英治時代，雖然港英政府亦喜歡借助華商領袖的勢力，來維系社會平衡，但是，總體而言，香港還算是一個健康均衡的社會，從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個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會。在經濟領域，香港雖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貿易發達，但是，實業亦非常發達，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聞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香港社會即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央政府的未來設想是實現“港人治港”，但是，這個“港人治港”的潛臺詞，很多香港人當時不太明白。
事實上，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實際意義上，這形成了一種對於香港上層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況下，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三十年來，香港的頭面人物不斷受到各種“關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這些大族因為與大陸的關系，在拓展商業勢力方面，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方便，他們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同時，在某些與權力聯系緊密的領域，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產行業的畸形發展就是表現之一。作為與權力關系最為親近的行業，香港地產行業的繁榮，發蒙於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並沒有產生特別龐大的地產企業，諸多地產大亨的最終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後。
李嘉誠雖然在1958年即進軍地產，但是一直以實業為主，直到他收購和黃之後，才開始大規模擴張，而李嘉誠在1978年受到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接見之後，在香港可謂通行無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業擴張順風順水，特別是在地產領域，此後，李嘉誠的財富大部來自地產行業。
在大陸，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亦有李嘉誠的身影，如深圳的鹽田港，大陸方面即交給了李嘉誠。“一哥”李嘉誠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鄭裕彤，也是如此，李鄭興建了“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等眾多香港地標性建築物，無政府人脈，是絕對辦不到的。從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礎，80年代爆發為巨頭級華商，那就絕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業大家族，過半從事地產行業，可見，其財富的來源，並非為香港創造了真實的財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權力經濟，土地經濟之上。
香港與新加坡同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後的香港和新加坡，卻漸行漸遠。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業和貿易起家，後來發展服務業，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與香港的支柱產業，卻完全不一樣。目前，新加坡的支柱產業，是貿易、制造業、航運業與旅遊業。而香港的支柱產業，是零售業、旅遊業、地產業、銀行及金融服務業。特別是對於地產行業的依賴，達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資源更為緊張，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卻沒有房產危機，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產行業的富豪，遠沒有香港多。但是，香港遲遲無法建立這種住房制度。香港的地產行業異常發達，富豪雲集。而香港90年代以後資產過十億美元的大富豪，幾乎90%以上都涉足地產行業。
在市場經濟完善的國家和地區，來自地產行業的富豪非常少，而這個方面，香港卻頗似大陸，表現了政治權力對於香港的經濟結構的同化。
對於富商階層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會結構失去了平衡，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中產階層日益弱小。而在一個中產階級弱小的社會中，生產與消費都是畸形的。
在產出領域，有什麽行業比做地產更賺錢？在消費領域，有什麽比奢侈品更讓人著迷？
如此，則實業逐步被人遺忘。做塑料的李嘉誠去做地產了，甚至連做珠寶的鄭裕彤，亦放著金碗不要，也去做地產。回歸後的10年來，香港制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1997年的8.3%減至目前的不到5%，服務業的比重，接近90%，而實際上，如果從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業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業的衰亡，不僅是其向珠三角轉移的結果，亦是畸形的社會結構導致的惡果。
畸形社會結構的危害
同為小經濟體，香港與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財富分布結構，亦大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據全港三分之二的財富，集中程度非常嚇人。而新加坡則並沒有產生特別大的富豪，亦無此集中財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國大陸。
以日本為例，一度財閥和門閥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國的幫助下，進行了社會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壇為標誌，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強大族，同時，對於財閥進行了限制，一些大財閥被迫拆分。掃除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壟斷勢力之後，日本正式進入大眾時代，迸發出強大的創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夠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
在同時起步的國家和地區隊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餘年，當人們期待它起步走的時候，結果，它卻最後變成向後轉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階層也許並非主觀上希望成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觀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歸之後，這種勢力則更是有增無減，甚至，成為豪族，已經開始成為很多香港上層社會人士主動的追求。
2003年，時任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率領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訪京團”來到中南海。在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餘42人是家眷，比富豪還多，而在這42人中，很多是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誠就帶他的兩個兒子李澤鉅和李澤楷，李兆基帶著長子李家傑，曾憲梓帶著小兒子曾智明。
榮及己身還不夠，還希望把自己的聲望與社會地位傳給家族繼承人，不僅實現財富的世襲，更實現社會地位的世襲，而這種變相世襲，恰恰阻隔了大眾在財富和社會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會的不平衡。
正是這種社會領域的失衡，導致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不僅造成今日香港經濟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體退化。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香港電影產業，自從九七之後，香港的電影就乏善可陳了，變得嚴格的管制，使很多電影失去了風韻，而香港社會的崩潰，使香港電影失去了根基與活力，那種草根性的情懷，大眾性的娛樂，兼容並包的氣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這兩點，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來，香港經濟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於再造大眾社會，重塑平民精神，而非僅僅是經濟領域的努力。
逐步改變治港思路
為今之計，香港回歸日久，人心歸附，一國兩制，生根發芽，不客氣地說，大商人已經不再是社會穩壓器，失去了其利用價值。而最近幾年，中國各種矛盾開始凸顯，改革形勢嚴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來最大的紅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種既得利益集團，這種既得利益者，不僅存在大陸，香港亦有。
同時，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陸更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個有草根傳統的地方，縱使是豪族，亦只有商業地位，而無政治背景，不似大陸，要收拾一個貪官，涉及千絲萬縷的社會關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樹大根深，難以撼動。香港豪族雖從經濟上富甲一方，卻並無顯赫政治地位。縱使是曾經受到過領導人關照，也不過此一時彼一時。時勢變，政治地位亦變。有權力之利劍，踏平香港各個山頭，可謂易如反掌。
從國家對於香港的倚重程度的變化來說，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當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經濟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廣州等沿海城市亦興起，香港作為自由港雖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於國家來說，整個香港的利用價值大大下降。
為今之計，為爭取民心，推動改革，以繼續平穩政權，提高執政合法性，獲取大眾對於未來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應權衡利弊，果斷拋棄不再有利用價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農工，在政治上，推動社會階層的扁平化，在經濟上，發展多元產業，防止一業獨大。
在全國範圍內，隨著中國增速的下降，從前的以增量改革為主的改革模式，將逐步過渡到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並重的模式。存量怎麽改？說白了，經濟上，加大開放，政治和社會領域，即打壓富豪，收買底層，擴大政權根基。
在此大勢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從被關照的對象，逐步淪落為被疏遠的對象，李嘉誠人中豪傑，已經看到這種苗頭，一葉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誠等商人還有三大未競使命
對於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富豪來說，不管走與不走，作為曾經的獲利者，其在大陸，在中國，未來還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輕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顧民生，回報窮人
毋庸諱言，八九十年代之後，香港富豪靠的就是賣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與權力的結盟，獲得了財富，做的都是一本萬利的生意。未來，隨著香港貧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實現平安著陸，通過投資不是太賺錢的民生領域，擔負起社會責任，扶持窮人的責任。在大陸，實體經濟雕敝，也需要大量資本的進入，未來，香港富豪不能僅僅投資地產等賺錢行業，也需要投資賺錢一般般的行業，賺點苦錢，為全國經濟復興貢獻力量，而不是沒大錢就撤。
李嘉誠曾言，他的習慣，是“不賺盡最後一個銅板”，不僅如此，未來可能還不能光想賺“最大的銅板”。
二，穩定香港，擔起商界領袖的責任。
李嘉誠是華人世界數十年的商界領袖，甚至可以說是華人歷史上最強勢的商界領袖。其存在對於香港的象征意義，無可替代。
所以，李嘉誠對於養育他的香港，應該負有巨大責任，當下香港動蕩，造成各方困擾，急需定海神針。李嘉誠理應成為香港穩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堅守。不能將全部家產都轉移出大陸和香港。
李嘉誠可以撤資，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風落葉，一掃而光。未來其在大陸，在香港，都應該留下標誌性的財富與物業，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見風就走非商界領袖之所為。若李嘉誠執意要走，恐數十年聲望，將毀於一旦。若有所捨，有所留，雖犧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聲望，對各方有所交代，可謂兩全。
其三是，必須要做更多善事，經營“社會事業。
經營企業，為商人本職，但是，在中國，尤其需要“經營社會“，這種經營社會，不是簡單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關係，而是切實對於社會廣泛領域的事務，做出貢獻。如教育，社會保障，扶貧，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陳宗啟一下就捐款3.5億美元給哈佛大學，雖然捐款自由，但是，對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奧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財富，相對香港頂尖富豪來說，其實並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無它，舍得付出。國內遍布的逸夫樓，體現了其對於大陸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雖然中國官方的錢財使用方法和過程，確實存在一些弊端，但是，這不能成為將“寧與友邦，不與家鄉”的借口。未來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國的社會事業投入，不僅做一個經營商業出色的企業家，還要做經營社會出色的社會賢達。未來李嘉誠人走了，社會事業仍需繼續。
附文二
李嘉誠是一個怎樣的陷阱？
吳曉波
財經作家、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2015年9月21日
對李嘉誠的爭議陷入了泛道德化與唯契約論的陷阱。無論執著於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個方面的反駁與證偽，而這一糾結竟可能發生在同一價值觀陣營，甚至同一個人的理性判斷中。
一
我的一位極有才華的朋友曾受邀為李嘉誠寫傳記，那是十來年前的事情了。李先生在一張潔白的信箋上，用鉛筆細緻地寫下了兩排名字，然後推到年輕的傳記作者面前，細聲言道：“這些人是你可以採訪的。”
很多年後，我的這位朋友笑著對我說，“我真的希望他寫下我不能採訪的那些人的名字。”這本原計劃在李先生80大壽時推出的傳記因種種原因擱淺了。
絕大多數的經商者，在聽我講了這則軼事後，都會心地理解李先生的苦衷。
商場如同一個泥濘的是非地，哪有一件事情是有所謂的“終極真相”，李先生在這裡跌打滾爬逾半個世紀，恩怨情仇如維多利亞港灣上空的星辰，誰又能真正數得過來。老洛克菲勒和羅斯柴爾德在遺訓中都嚴令兒子不得出版自己的傳記，“他們的靈魂在看到自己的行為時，都會稍稍吃驚。”（理查·泰德羅語）
二
袁庚曾回憶蛇口工業區開墾時的一個細節。受鄧小平的邀請，一群香港大佬集體考察蛇口，李嘉誠走在霍英東、包玉剛等人中間，是最年輕，也是最活躍的一位。他向袁庚大膽提出，能否讓港商入股參與蛇口的建設，軍事參謀出身的袁庚哈哈一笑，搪塞而過。
這個細節洩露了改革開放初期，大陸開放者的微妙心態。在後來的很多年裡，港商大佬們對大陸的投資大多小心翼翼地聚集于公益，霍英東建賓館，邵逸夫造教學樓，李嘉誠辦大學，包玉剛修游泳館。
行走在蛇口荒地上的李嘉誠，剛剛開始自己的傳奇，他坐上香港首富的寶座，那是整整二十年後的事情。也正是在後來的那些年裡，他漸漸成為了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李超人”。
從1970年代末開始，受回歸預期的影響，英資集團開始部署撤離，李先生被他們選中為“接盤俠”，1979年9月，滙豐銀行將總市值28.6億港元的和記洋行以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