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在政改方案表決前表態，假如方案不獲通過，政府將不再做政改工作，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所謂「不再做政改工作」，就是擱下有關普選及政治的爭論，不光政府擱下，梁振英看來還希望立法會內的建制和泛民兩派亦同樣擱下爭論，大家為著香港的長遠福祉，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梁振英的取態，令我想起鄧小平80年代末、90年代初著名的「不爭論」，當時中共黨內分兩派，糾纏於爭論中國究竟應該姓「社」還是姓「資」，也就是要弄清楚中國要繼續搞社會主義還是創新搞資本主義。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指出，對有些一時無法說清楚的問題，可以先擱置起來，不搞無謂的意識形態爭論。鄧小平不止一次地講道「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毫不掩飾自己對這一發明的鍾愛。在他看來，無謂的意識形態爭論祇能使得問題複雜化，而且為爭論而爭論，白白耗費了大量時間，甚麼也幹不成，丟失機遇；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實事。
中國近代內部爭論不休，害處之多之重，數不勝數。專欄作家張立先生在2010年1月12日發表的《不爭論》有透徹的闡釋：
『「真理愈辯愈明」，這話是對服膺真理的人說的，但多數人祇服膺自我，祇執着自我及小團體，所以「真理愈辯愈明」表面有理，其實行不通。通常的情況，愈辯愈對立，愈辯仇恨愈大，最後以武力解決。這是歷史現實。
正因為鄧小平是老練的政治家，他清楚明白內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從太平天國到國共鬥爭，到軍閥混戰，到文革兩派，誰能說服誰？今日台灣是民主投票，分藍綠兩大派，鬥了20年，依然會鬥下去。有500斤推動力，有500斤阻力、頂牛，整個社會動不了，精力及能量放在內耗，能不沉淪？所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社會兩大派辯論，到底要姓「社」還是姓「資」，亦即是說到底要搞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準備展開大辯論。當然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校及社會上都有明顯兩派意見，鄧小平批示「不准爭論」，又說「不爭論，是我一大發明」。再講「發展才是硬道理」。他是獨斷專橫，誰爭論就撤職！硬是不准講。有朋友回應，要是爭下去，一定分兩派，爭到今日也不會有結果。不爭、做，經濟搞上去了。
爭得還不夠嗎？五四運動、國共兩黨、康梁、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德先生賽先生、打倒孔家店、新文學運動、平分地權、農村改革、工業救國、教育救國，民初政黨多如牛毛，議員多如繁星，誰服過誰？誰都認為自己代表真理，辯論祇是佔便宜……。1851年太平天國金田起義，打了10多年，死了千萬人，江南破敗；1960年後大陸又搞政治，文革10年，國家面臨破產邊緣。
政治太多，國家必亡。此為病因，鄧小平就看準這一條，他有威望，「不爭論」，「發展為硬道理」，少講多做，此為最重要的經驗教訓。「不爭論」三個字看似簡單，實行不易，百年才明白。你看，台灣打口水戰20年，再下去，有希望嗎？』
不爭論，為中國爭取到20多年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的空間，結果是發展一日千里，國力空前騰升，大國崛起，GDP已居世界第二位，較遠地拋離第三位的日本，幾乎可以與美國這個環球超級強國平起平坐。
回歸以來，香港建制及泛民兩派亦糾纏於無休止的政治爭論，甚麼議題都政治化，立法會的拉布行動近三年來幾乎癱瘓了特區政府的施政。
惡果的具體表現，就是香港經濟相對大退步：1991年，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約為中國的25%，但到了2013年，這個百分比已急降至2.7%；在2003年，澳門的平均個人國民所得是17,586美元，香港是23,977美元，後者高於前者36.3%。但至2012年，澳門的平均個人國民所得已躍升至78,275美元，香港則是36,796美元，前者高於後者1.13倍。九年前後，澳門平均個人國民所得勁增3.45倍，香港僅增53.5%；在2003年，新加坡平均個人國民所得是22,690美元，至2012年則是51,709美元，增幅為1.28倍，同期香港的增幅僅為53.5%；不但這樣，在2003年，香港的平均個人國民所得稍高於新加坡（23,977美元對22,690美元），但到2012年，香港已遠遠落後於新加坡（36,796美元對51,709美元）；近年新加坡的產業遠比香港多元化，它的金融、貿易、高科技、物流業都十分出色，後來居上。在住房方面，獅城近八成人口住在類似香港居屋的「組屋」內，面積平均接近千呎，令很多港人羨慕。
爭論是內耗。90年代之前的中國和回歸後迄今的香港，都熱衷於政治爭論，結果是陷於深重的災難。鄧小平高瞻遠矚，一錘定音，禁止無休止的爭論，國家自始走上急速而富國強兵之路，而香港迄今仍在走90年代前的中國老路。
由此觀之，梁振英主張的變相「不爭論」，方向完全正確，問題在於如何具體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