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唯才(2)
(原文發表於2013年5月30日)
曹操三下求賢令
東漢時期，最初選拔官吏的主要標準是德行與才幹，由州、郡以茂才、孝廉的名義向朝廷推薦官吏候選人，由朝廷考核後予以任用。但到東漢後期，朝政腐敗，賄賂風行，而士大夫中又崇尚虛名，講究門第，使得有意仕進者不是依靠行賄鑽營，就是想法沽名釣譽，以致推薦上來的人大多沒有真才實學，而且並無德行。因此，當時人流傳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這種現象一直到漢獻帝建安(196-220)初曹操當政後才開始得以改變。
曹操從自身經歷及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中認識到東漢選舉制度的弊端，為在爭奪天下的鬥爭中能將有用之才都招攬到自己周圍，他對東漢選拔官吏的標準進行改革，曾連續下達三度求賢令，對社會傳統觀念進行強烈衝擊。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210)春，曹操下達第一道《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為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曹操在這道命令中明確提出了「唯才是舉」的口號，不僅是為了改變東漢後期選舉制度的弊病，而且是為矯正自己政權中前一階段在選拔官員標準上的偏差。曹操並且特別指出「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並以齊桓公任用管仲而成為春秋時期五霸之首的事例說明選拔官吏的首要條件是才幹，只要確有才幹，無論他是地位低下還是有某一方面的缺陷，都要推薦上來。
建安十九年，劉備入據益州，三國鼎立的局勢已基本形成，曹操並未因自己佔據中原，在政治、經濟上都有明顯優勢而稍有鬆懈，仍以招攬賢才作為首要任務，在這年的十二月下達《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
「夫有行之人，未必能進取，進取之人，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曹操在這道命令中明確指出德行與才幹並不是統一的，而且再次提到上次《求賢令》中已談到的「盜嫂受金」的陳平，認為陳平雖然品行不正，但他輔助劉邦建立漢朝基業，功不可沒。因此，曹操命令有關部門不能求全責備，不要埋沒那些有缺點的賢才。在看到曹操求賢是擴大自己統治力量的同時，也應看到這是他削弱並控制反對力量的方法，將那些有才幹人用官爵羈縻在朝廷中，就可減少反對自己的隱患，這比單純用打擊的方法來消滅敵對勢力，顯然要高出一籌。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已是六十三歲，在前一年已被進爵為魏王，但他仍壯心不已，志在統一天下，連年出師征討，同時，也更迫切地需求賢才，於這年八月，下達《舉賢勿拘品行令》：
「昔伊摰、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夫有行之人，未必能進取，進取之人，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曹操在這道命令中再次重由自己「唯才是舉」的方針，並指出無論是伊摰、傅說那樣出身貧賤之人，管仲那樣的舊敵，蕭何、曹參那樣的小吏，韓信、陳平那樣身遭污辱並受人恥笑的人，甚至像吳起那樣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國用兵之才幹，就要加以任用。充份表現出他雍容大度以及不拘一格，求賢若渴的心情，同時，也反映出他與東漢時期用人傳統的完全決裂。
曹操不僅用命令形式提出「唯才是舉」的方針，實踐中也確實貫徹了這一方針，他不僅任用荀彧、荀攸、鍾繇、陳群、司馬懿、何夔等大族名士，也同樣信任有「負俗之譏」的戲志才、郭嘉，簡傲少文的杜畿等人。而且曹操能以大業為重，不念舊惡。如張繡在歸降後又兵突襲，殺死曹操的長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以及愛將典韋，但以後張繡來降時，曹操捐棄前嫌，對他的寵遇優於諸將。陳琳曾為袁紹撰寫檄文，痛斥曹操罪行，並辱及曹操的父親與祖父，可陳琳歸降後，曹操愛惜他的文才，不僅未加懲處，還委派他掌管文書往來，史稱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所以曹操身邊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在當時各割據政權中，得賢士最多。正是在這些謀臣、猛將的輔助下，曹操才能掃平群雄，統一北方，從而奠定下曹魏政權的基礎。
-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