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中環」最終可能是怎樣的結局？(2)
(原文發表於2013年4月16日)
在2005年12月1日，我在《各做其所需，抗爭無可避免》說：
『政制發展第五號報告書，由於沒有訂出普選時間表及容許委任區議員被選為選委會委員，招來泛民主派幾乎一致的反對。泛民主派為此發起十二月四日爭取普選大遊行，而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則準備反對通過政改方案。
泛民主派議員的反對不難理解。長久以來，他們以爭取盡早實施普選為己任，一個完全沒有普選時間表的政改方案，投贊成甚至棄權票很可能令他們喪失選民及擁護者的支持。
明眼人很易看到，政改方案基本上反映中央的意志。中央為什麼不贊成於方案列明普選時間表？很多人認為是因為中央怕港人會選出一個與中央為敵的特首或立法會，從而破壞一國兩制。這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原因不僅於此。中央素來很看重香港的繁榮安定，要做到這點，商界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從中英展開香港前途談判開始，中央便着意拉攏香港商界，特別是大富豪、大財團，給了他們許多政治特權，佔立法會中一半的功能組別議席就是為安定商界而設的。普選比較容易選出一個富民粹傾向的特首或立法會,這肯定不合商界口味，中央不能不顧慮這點；香港回歸，中港一家，香港的普選會對國內的政制造成衝擊，這是中央此刻不想見到的。
較早時候，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南韓論及香港的政改報告書時，呼籲香港各界要「大局為重」。甚麼是大局？個人認為這個大局包含二重意思，香港的繁榮安定是其一；國家為全局，香港為局部，局部利益要服從全局利益，此其二。中央不大祝福普選，至為明顯。中央不願意普選過快出現，還可以從它屢次強調「循序漸進」、「均衡參與」中看出。
泛民主派與中央對普選的看法，南轅北轍，雙方不容易妥協，抗爭看來無可避免。但在一定條件下，泛民主派還是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中央初衷的，那得看泛主派可否爭取到重大及堅決民意的支持。泛民主派於十二月四日搞大遊行正正是為了爭取及顯示這種支持。
要顯示重大及堅決的民意，參加大遊行的人數最低限度要超過20萬人，這個機會有多大？個人認為機會不大，原因有下述幾點：
1. 盡管近二十年來香港市民的民主意識增強不少，但本質上還是民生(即繁榮安定或經濟利益)為重，民主為次，中央近兩年來的種種懷柔政策，從個人及企業自由行、CEPA、董下曾上、容許反釋法的黃仁龍出任律政司司長、民主派訪粵到泛民主派張炳良獲委入行政會議，在很大程度上紓緩了市民的怨氣，削弱了他們爭取普選的訴求；
2. 中大亞太研究所於十一月初調查發現,近七成受訪市民希望在2007/08年或2012年落實普選,六成半認為政府應在現階段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推行雙普選訂下具體日期,近六成接受政改方案。既要求普選及訂下具體日期,又接受政改方案,表面上矛盾,其實統一。大多數香港市民衹是表明,政改方案可以接受,但最好能同時訂下具體日期。這充份反映,要求普選及訂下具體日期是主流民意,但卻不是不惜代價去爭取的堅決民意;
3. 泛民主派不是鐵餅一塊,面對嚴峻形勢，仍四分五裂。
大遊行人數若超過20萬，我看政改方案很可能會稍事修改，標明一個具體的普選日期，但這個日期早於2022年的機會很微;若少於5萬，不排除部份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會轉軚，最終對政改方案投贊成票。
撇開中央不提，以曾特首為主的香港特區政府及泛民主派議員都無懼政改方案的失敗，前者的努力獲中央及大多數民意支持，無功亦有勞，仕途不虞有損;大多數市民同時又同情及理解後者投票反對現今形式的政改方案，後者因此不致成為市民心目中的千古罪人，在熱切追求民主的市民眼中，甚至是英雄。這種微妙的局面，令雙方妥協的空間減少，抗爭的機會增大。
從世界主流價值去看，政改方案處於道德低地，但從現實政治的角度去看，它卻有可觀之處。整體而言，我還是較為贊成的，此時此刻，經濟(而非民主)才是香港最大的政治。』
在2005年12月31日，我在《中央有口難言》說：
『我在12月1日《各做其所需，抗爭無可避免》一文認為，中央此刻不會祝福普選。原因有三：
1. 怕港人會選出一個與中央為敵的特首或立法會。
有普選就有機會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首或立法會，問題是機會有多大，而機會是特定時空的產物。很明顯，中央心中認為香港在未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都存在很大的上述機會。
中央的憂慮是否杞人憂天？個人認為中央的憂慮有一定道理，最大道理在於香港市民的政治傾向。回歸前，由於歷史原因，大部份香港市民都仇共、抗共、恐共或排共，基本上不大願意回歸，祇是因為鄧小平的遠見，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香港市民才無可奈何地接受。回歸八年，儘管程度有所降低，大部份(超過六成)市民恐怕仍是身回歸而心未回歸，許多人在心態上依然是親西方而遠中國，依然不接受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國家執政黨，依然缺乏較強的國家及民族意識，本土意識則依然強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於十一月舉行了一個調查，訪問超過一千名市民，被問及香港應否獨立時，百分之二十二認為應該，其中近五成人認為，因為香港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和大陸不同；被問及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時，百分之五十六受訪者回答自己兩者都是，不少人乾脆說自己是香港人。有怎樣的市民，就有怎樣的特首和立法會，大部份香港市民既然如此，如果短期內舉行普選，選出一個與中央為敵的特首和立法會，有甚麼出奇？！中央怕的其實不是反中央的特首或立法會，而是對中國有強烈離心的大部份香港市民。
2. 普選容易選出一個過份民粹而不為商界接受的特首或立法會。
中央素來十分看重香港的經濟作用，對商界(特別是大富豪、大財團)拉攏不遺餘力，而商界充份明白及利用了中央的倚重。過去十餘二十年，商界利用每一個機會去影響中央，使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經政策向他們的利益傾斜。
商界頭面人物絕大部份不肯參政，但卻想在政治問題上享有免費午餐，他們特別恐懼一人一票的普選會選出一個傾向基層利益而不再維護他們既得利益和權力的特首和立法會，他們因此成為反對普選最力的一群。
3. 香港的普選會對國內的政制造成衝擊。
為甚麼會造成衝擊，是怎樣的衝擊？在國內，無論是各省市的黨政領導人(省委書記、省長、市委書記及市長)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及政協主席)此刻不是委任就是小圈子選舉選出來的，絕非一人一票。容許中國境內的香港普選，對中國各地會產生強烈示範作用！萬一全國各地都紛紛提出普選訴求，先不談喪失既得權力這個問題，中央恐怕頓時再無餘力處理千頭萬緒、錯綜複雜的軍國大事，特別是國家在穩定中求發展、反美日圍堵和反台獨。
以上三個原因都十分實在，但形格勢禁，中央卻講不出口。香港市民要爭取早日實現普選，與其搞對抗，不如想方設法消除中央的疑慮，水到自然渠成！』
-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