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青年新貴令人搖頭嘆息

「質素差的新貴這麼多，實在不敢去想質素差的選民有多少。」

這就是「共業」了。做好自己「別業」已難得。

吳克儉的烏龍，可能因為高估助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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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早就有手写输入软件（香港叫程式），香港竟然没有？？

即使香港没有，台湾也应该有繁体版的手写输入的电脑程式，这样王先生就不用交秘书打字，还怕打错字了。

虽是七年前写的，我认为现在乃至将来对香港依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而香港至今无人提出以上认识和方案。文章的中心是如何看待和改革立法会功能组别问题：

泛民狭隘建制无能的香港困局

http://bbs.tianya.cn/post-no01-409544-1.shtml

          最近香港政制問題又起爭議。“泛民主派”（簡稱“泛民”）對特區政府提交的2012年政制改革方案不滿，表示要象05年一樣否決。其中社民連、公民党聲言派立法會議員代表辭職，然後再補選，以達到變相公投的效果。泛民派又計畫在元旦組織大遊行，向政府施壓。
　　
　　 香港政壇素有泛民和建制（一般稱為“親建制派”，有人指為“保皇派”，此稱謂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及貶義，本文不采）之爭。現在的泛民派，多數在殖民地時期，尤其彭定康時代正是當時的“親建制派”（按某些人的邏輯，也可稱為當時的“保皇派”）；現在的建制派當時多數倒是“反建制派”。回歸後角色互換，繼續爭吵了10年，依然分歧多共識少。由於人大已於07年確認2017年可普選特首，其後可普選立法會，泛民也感到再執拗於此難以獲得多數港人認同，故近期策略重點轉向爭取“普選路線圖”和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
　　
　　 泛民派一直以高調民主的姿態搶佔道德制高點，蔑視其他不同聲音。但從他們對功能組別的態度可知，他們的民主觀其實是膚淺狹隘的。所謂“膚淺”，是他們不知道功能組別的存在，恰好正確反映了現代社會的組織結構和利益訴求；同時，他們也不懂得他們膜拜的鼻祖－－西方國家所通行的分地區選舉形式，存在嚴重先天缺陷，早已不適應時代的發展，並已釀成了許多弊端，亟需與時俱進的改革了。所謂“狹隘”，是他們之所以反對功能組別，不僅是認識問題，更是利益問題。在按行業/職業劃分選舉的方式下，泛民難佔優勢，因而他們甚至反對功能組別的普選，要求全部撤銷功能組別，只實行分區普選。
　　
　　 另一方面，建制派中贊成保留功能組別的人，整整10年也無法拿出充分的理論和事實依據來支持其主張。有人以香港的“特殊性”（或曰“香港港情”）來論證小範圍功能組別選舉的必要性，如此勢必被指為“特殊利益”服務、小圈子選舉而不堪一擊；或有主張功能組別普選的，卻無法有力反駁泛民的詰難，無法充分論證其優越性何在，特別地，對普通市民利益的好處何在。同時，部份建制派政黨和人士基於和泛民類似的利益考量，對功能組別普選也不熱衷；更有人患上“普選恐懼症”：既擔心自己落選，又擔心選上的人不能代表自己所屬群體的利益。於是，建制派在泛民派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往往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其無能和懦弱也可見一斑。
　　
　　 本文不擬對香港特區政府的2012年政改建議作出評論，只擬澄清和說明以下問題：功能組別選舉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確實施辦法。
　　
　　 首先，民主政治目的是什麼？不僅是為了實現公民權利，更是因為現代社會客觀上就存在許多不同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的群體，他們需要相互瞭解，相互協調，整個社會才能在良性互動中繁榮進步。是故，一個好的選舉制度，絕不僅是“一人一票”和“貨真價實”就能萬事大吉。如果一種選舉設計，所選出來的人都是同一模式，同一類型，就算它多麼“一人一票”，多麼“貨真價實”，都與民主政治的目的相去甚遠，也談不上有效代表民意；而其必然帶來的負面效果，更是難以估量（此點尚未被人們充分認識）。
　　
　　 那麼就要研究，人們出現不同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的原因是什麼？就個體而言，當然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經歷和原因；但就群體而言，則主要是由地區差別，行業差別和職業差別引起的；並且，這三種差別在不同時代，不同層面上居於不同的地位。
　　
　　 在前工業化時代和工業化前期，由於交通困難，人們旅行遷徙，貨物流通交易都甚為不便，社會聯絡很少。當時的社會結構是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為主，通常一個鎮裏面就集中了人們生活、生產所需的全部物資和行當，許多農民甚至終其一生都沒有去過縣城。因此這個時候，群體的不同主要來源於所在地的不同，以地區劃分選舉也是合理和有效的。但這種狀況在工業化後期已經大大改觀，資訊化時代更是根本轉變了，主要西方國家的普選制度卻沒有跟上。
　　
　　 再從不同層面來看。如果我們說不同省人的區別，例如山東人和浙江人的區別，倒是能很快說些大概；同省不同市人的區別，例如青島人和煙臺人的區別，肯定就要困難不少，含糊不少。至於同市不同區人的區別？廣州市越秀區和荔灣區人的區別？？香港九龍東和九龍西人的區別？？若說有，也是撓破頭皮，勉強為之。相反，不同行業/職業的人，由於工作性質和所處環境不同，其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都可能有極大差異，即使他們就住在隔壁。例如教師和銷售主任肯定不同，做飲食的和做貿易的也肯定不同，等等。
　　
　　 一般來說，區域越小，人群之間的地區差別就越小，行業/職業差別相對越大；時代越進步，地區差別越小，行業/職業差別越大（社會分工越細緻深入）。因此在現代，在一個大國的層面，地區代表較多尚算合理，因為畢竟多數人和多數企業的主要活動範圍還是在一省或一州之內；越往下，地區代表應越少，行業/職業代表應越多，才能如實地反映社會結構和不同群體的不同訴求。
　　
　　 如果進行邏輯歸類，地區代表的事務通常和人們工作以外的時間有關，例如福利、教育、醫療衛生、公共設施（體育場、電影院、圖書館、公園......）、文娛活動等；行業/職業代表的事務則和人們的本職工作密切相關。就業是民生之本，人們總要先有工作才有收入，才有各種生活享受。因此，將行業/職業代表排除在外，不僅不符合社會的實際情況，更是有意無意地忽視選民最重要的核心利益。實際上，如果讓選民在地區組別和行業/職業組別中二選一，我相信70%以上的選民會選擇做行業/職業組別的選民，而非地區選民，因為理性的思考會讓他們明白到什麼才是對自己最重要的事務。如果不相信選民的理性和判斷力，任何選舉都無從談起；如果相信，多數人卻選擇做行業/職業選民而非地區選民，那麼泛民所堅持的取消功能組別，就是和民意背道而馳；所鼓吹的分區普選的意義，就是明明白白的誇大和誤導了。
　　
　　 有人會問，既然功能組別這樣好，怎麼西方國家還是分區普選為主，很少見功能組別的普選呢？難道他們也蠢得不明白其中道理嗎？
　　
　　 這裏主要是一個既得利益的問題，而非技術或成本上的原因。自然，鑒別一個人是否符合某個行業/職業的選民資格，要比按其居住地劃分更複雜，花費也更高，但並非不可行。一個人如果看重本行業/職業對自己的影響，也會積極配合提供證明材料。退一步說，即使不能全部選民都嚴格準確地劃分，簡單證明所帶來的誤差也不會很大，因為虛報、錯漏或頻繁跳槽的人始終還是少數。事實上，95年彭定康推行“新九組”直選時，也只是按港人在1991年申報的職業劃分選民資格。4年間多少人的工作發生了多少變化，又有多少材料是虛報或有錯漏的，就是忽略而過了。西方社會幾乎人人都有完善的納稅記錄，因此確定他們所在的行業/職業並不特別困難。
　　
　　 之所以很少功能組別的普選，是因為這些國家長期實行分區普選制度，已經造成了一個龐大而頑固的既得利益團體－－分區普選制度下當選的議員。這些人適應了分區普選的特點，如要實行功能組別普選，一來地區席位必定減少，既得利益必定稀釋，二來他們若轉投功能組別，則多數不能適應。因此，這些議員不約而同地對功能組別普選投反對票，又不斷發表各種攻擊功能組別的言論。如此，不但任何主張功能組別普選的議案不可能通過，甚至連提出的機會也沒有。而社會大眾受到這些人誤導，也真以為功能組別一無是處了。
　　
　　 事實上，由於長期實行單一的地區選舉制度，西方國家和社會已經出現了嚴重弊端：
　　
　　 1.按地區選舉產生的議員，必然無法保證其在某一行業/職業的專業性和熟悉程度；換言之，對於大多數行業/職業來說，他們都是外行。因此，當政府的政策或其他議員的議案有損於某行業利益時，他們無法識別和抵制；而當這些政策或議案有利於某行業發展時，他們還是不懂，也談不上支持和回應。是故，必然造成行政和立法之間，立法和立法之間，立法和社會之間的隔膜和衝突，難以形成良性互動。
　　
　　 當然，西方國家有一些補救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這種狀況。例如立法機關通常設有許多專業委員會，聘請社會各界的專家為他們提供意見；一個議會幾百號人，完全不懂行的情況不多見，總有一兩個“粗通”或“略懂”的，等等。
　　
　　 但是這些措施的效果是有限的，其弊端也是明顯的。專業委員會只是個諮詢機構，最終決定權還是在這些外行的議員手裏；它的存在大大增加了議會運作的成本，降低了效率，也容易導致刻意誤導議員，操縱表決的情形。例如，你請些什麼人來諮詢，他們是什麼樣的立場和水準，他們對議員“啟蒙”和引導的手法是否高明，很大程度上就決定了投票結果和議案最終的社會效果。這樣就為少數人操縱議會提供了方便和可能，從而與代議政制和民主理念的初衷南轅北轍。
　　
　　 至於那些“粗通”或“略懂”的議員，因為他們代表的只是所在地區，如果該地區沒有選民提出類似意見，或者該地區選民對該項事務不太關注，那麼他也沒有一定要管的責任；又或者他本身對問題的認知沒有選民迫切，也可能敷衍了事。反之，如果一個地區的選民很關注此等事務，即使這個議員是完全的外行，他還沒有搞懂這些事情，為了博得選民好感，也很可能迫不及待地亂髮議論和提案。因此，單一地區選舉制度下產生的議員，可以什麼都管，也可以什麼都不管，責任和權力劃分含糊不清。
　　
　　 如果同時存在地區議員和行業/職業議員，情況就大為改觀。選民既可向地區議員投訴，也可以向行業/職業議員投訴，不僅多了選擇，而且他們都有必然要管的責任。這些議員的工作重點和專長各不相同，可以起到相互補充，相互監督的作用。而那些企圖操縱議會，輸送利益或者損害特定群體的行為則可以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揭露和抑制。事實上，香港回歸以來雖然爭吵不斷，但基本維持了社會的繁榮穩定和各行各業的諒解協調，沒有出現臺灣那樣的混亂、對抗局面，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還有功能組別議員的存在。儘管這些議員多數不是普選產生，但其角色也決定了他必須為全行業/職業負責，接受全行業/職業的監督。
　　
　　 國內媒體為了揭露西方政治制度的“虛偽性”，常常樂於報導某某國家某某利益集團收買某某議員之類的新聞。其實，這種現象的發生正是由於功能組別缺位造成的。一方面，某些行業的正當利益沒人代表，沒人重視，某些企業只好出此“下策”來保護自己；另方面，如有某些特殊利益集團企圖不當得利而勾結議員，由於議員不對任何行業/職業負責，不必擔心因此影響自己的地位和連任，因為受損者只集中在某行業/職業而非他的選區。不要以為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就能解決這些問題。所謂輿論多數時候也是外行人說外行話，或不知情者的胡亂猜度，他們更不是權力機關；而精明的作惡者是不會蠢到給司法留下足夠證據的。退一萬步，司法調查和檢控即使最後成功，也必然是耗時費力，社會成本高昂，當事人負擔極為沉重。因此議員是否貪腐，是否謀私，將主要取決於他自身的道德操守，外部約束似有實無。當然，許多時候議員也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辨別這種企圖，他們被誤導和利用的情況更多。
　　
　　 2.由於按地區劃分選舉，候選人為爭取當選，在位者為爭取連任，勢必不斷許諾增加該地區的福利和公共建設投入（所謂地區議題或“八小時以外”的事務也多是此類）。每個地區，每個議員都如此，勢必造成整個社會的福利水準和公共開支無限制地拉高，遠遠超出自身經濟能力的允許，帶來嚴重後果。
　　
　　 為什麼會發生次貸危機和金融海嘯？由於美國也是單一的分區選舉，議員和一些地區選民互相呼應，不負責任地竭力拉高本地區福利水準。美國政府面臨來自議會和民間的強大壓力，但它自身標榜的自由市場傳統和低稅率政策又使它難以仿效歐洲國家的高福利。於是，美國政府指示兩房低息大量貸款給經營房貸的金融機構，後者再貸給所謂“次級貸款者”（實質是不合格貸款者）；美聯儲也長期以低利率配合。這就為次貸“爆煲”埋下了地雷。進一步地，由於美國政府迫使金融機構承擔了它們本來不應該承擔的風險，作為補償，也就只好放鬆監管，鼓勵通過“金融創新”，把這些垃圾資產包裝和炒作，將風險轉移出去。這又為危機的急劇擴大和惡化，為金融海嘯的爆發掃清了障礙。眼花繚亂的現象背後是深刻的因果鏈。次貸危機和金融海嘯是企圖以市場方法實現福利制度功能的結果，而歸根結底，正是選舉制度不合理，導致議會力量失衡和左翼民粹氾濫的結果。
　　
　　 3.只按地區劃分選舉，必然造就一大批模式和類型相似的人，這些人好聽一點叫做“職業政治活動家”，難聽一點是“投機政客”，通俗一點就是“專吃政治飯”的人。請注意，我並非一概否定此類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通常這些人學習、溝通、表達和鼓動的能力也較強，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專業知識的不足。但如果只有這類人，這個議會是畸形的，弄不好還是烏煙瘴氣的，其所代表的“民意”也是歪曲的。
　　
　　 這是因為分區選舉，候選人要當選，必然要在該選區積極曝光。平時要不斷做服務市民，拜訪市民，為民請命之類的工作（也可稱為“親民秀show”），競選時要到處宣傳造勢，如此這般。候選人要有充足的業餘時間，同時在性格、能力上也要有一定的特點，才能適應這類活動。因此長期堅持單一分區選舉模式的結果，就是只有這樣一類人當選，而具有其他能力和專長的人，或本職工作不允許有太多空閒時間的人沒有辦法晉身議會，發出自己的聲音。
　　
　　 作為代表整體公平的議會，社會各界的均衡參與和容納不同類型、特點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職業政治活動家”是必需和有益的，但各行各業的專業人才更是必需和有益的。香港本身就有區議會和大量區議員，一般的服務市民工作完全可以由區議員去做，立法會議員應更多地著眼於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這對他們的專業知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一個隻由同一模式和類型的人組成的議會是肯定不勝任的。典型的例子是，“大狀”（大律師，既可以打刑事官司的律師）梁家傑07年在和曾蔭權競選特首的辯論中，對香港當時2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性質這樣一個基本問題一竅不通，以為是可以隨便拿來“派糖”（搞福利）的錢。其實那是為了維持港元與美元聯繫匯率所必需的準備金，無論法理上還是操作上都是不能輕易動用的。
　　
　　 4.只按地區劃分選舉，勢必使當選議員片面強調本地區的利益和特殊性；人人如此，勢必誇大地區差別，製造地區矛盾，導致法律和政策的短視和短期化，最終還可能釀成地區分裂。歐洲各國主要以單一民族構成，依然存在大量的地區矛盾。前南斯拉夫和前蘇聯就不必說了，象捷克斯洛伐克，其建立是在一戰以後，當時並沒有外部的強迫，這兩個民族也非常相似，一起生活了70多年還是要分家。英格蘭和蘇格蘭統一了400多年，都使用英語，近年蘇格蘭的分離勢力也在不斷抬頭。究其原因，也是單一的分地區選舉模式導致。工黨布雷爾執政期間，為討好蘇格蘭選民恢復了取消400年的蘇格蘭議會，進一步助長了蘇格蘭的分離傾向。如果說以上國家的確還是存在族群差別的話，香港這樣一個彈丸之地卻人為製造和誇大地區差別，那就不僅荒謬透頂，更是有害無益。
　　
　　 另外，分區選舉的議員傾向于將越來越多純粹的地區事務和議題帶進立法會，干擾正事，降低效率，浪費資源和會議的寶貴時間，這一點已經被不少香港人認識和提及，故不多述。但請注意，香港是在還有50%的功能組別議員時就產生這樣的問題。同時，分區選舉還可能引來當地灰色甚至黑色勢力的介入，干擾選舉秩序，破壞選舉公正。這在全局範圍的選舉（如功能組別）中很難出現，因為灰黑勢力通常只集中在某些地方，他們的力量不足以改變全局選舉結果，不值得冒險去做。雖然類似情況在香港很少發生，但在臺灣則時有所聞。最後，各政治派別為了爭奪議席，經常出現住在A區的人“空投”到B區參選的情形。請問這樣的人對該區熟悉多少？貢獻多少？如此分區選舉不是笑話又是什麼？
　　
　　 現在再來看看泛民對功能組別的非議，幾乎無一站得住腳：
　　
　　 其一、所謂功能組別不能囊括所有選民，有違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則。這可以通過調整和增加新組別來解決。例如個體工商戶、自由職業者、失業者、家庭主婦等等，可以用“其他”組別覆蓋之。泛民也知道這條理由不太有說服力，近年也少提了。
　　
　　 其二、所謂功能組別議員經常和政府一致，起不到監督政府的作用。這一點又是泛民的膚淺和狹隘了。難道支持政府的某項政策就一定是“保皇”？總和政府對著幹才是“民主”？該支持的支持，該反對的反對，那才是正確的態度。如果功能組別議員和政府的一致性的確較地區議員為多的話，那不是他們刻意巴結政府，而是按行業分類選出來的人，通常是管理者出身，而政府也是管理者，管理者和管理者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關注點當然更多相似。自然，議會裏必須有被管理者的聲音，但也必須有管理者的聲音。
　　
　　 其三、所謂功能組別製造行業/職業矛盾，分裂社會。這完全是泛民的無知。如前所述，現代社會中主要差別是行業/職業的差別，分工細密，隔行如隔山，種種誤解和矛盾本來就是存在的。功能組別的存在只是真實反映了這種矛盾，並給他們一個適當的互相碰撞，互相瞭解和達成共識的途徑。當議會只有地區議員時，現實存在的行業/職業矛盾就被忽視和掩蓋，反而無端製造和誇大了許多地區矛盾。兩相比較，孰優孰劣，應是一目了然。
　　
　　 因此泛民對功能組別的抨擊，唯有“小圈子選舉”可以一議。但既然如此，為什麼又要反對功能組別普選呢？可見“小圈子選舉”也是一個藉口，真正的原因是，如果按行業/職業分類選舉，泛民難佔優勢。例如95年彭定康搞“新九組”直選。當時香港人心不穩，人們對前途充滿疑慮，老彭和港英政府也高調民主給泛民（當時的保皇）打氣，整個大形勢非常有利於泛民（當時的保皇）。但“新九組”的選舉結果，依然有近半數的當選議員非泛民（當時的保皇）背景。如今較為安定和緩解的氣氛下，泛民就更難在功能組別占到便宜。
　　
　　 這要從泛民的社會基礎說起。泛民的主要構成是中產階層內，職業性質較為自由的那些人，例如律師、會計師、教師、傳媒工作者、時事評論員、社會工作者等等，外加5~10%“憤怒的一群”，即對社會和政府極端不滿者。“自由中產”的特點是，個人的專業修養可能不錯，自視也甚高，但在組織中卻經常不屬於核心決策層。例如企業都有會計/出納，人事/行政經理，很多也有專門的法務代表，但在多數老闆看來，這些只是輔助性工作，他最看重的還是銷售、生產、研發等和主營業務流程直接相關的人。因此自由中產頗感落差，漸漸萌生對組織和社會的不滿；缺乏領導崗位的經驗又使他們難以從管理者的角度現實、理性地思考問題。於是自由中產經常表現出一種激進改革，高調民主的態度，認為他們的才能和抱負不得施展，都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致。
　　
　　 其實自由中產大可不必牢騷若此，上帝是公平的，只是你有沒有智慧認識到這種公平。例如“法務代表”在許多企業可能都是不太重要的角色，但法律行業的通配性很強，就業的選擇餘地很大，基本沒有失業之虞（水準太差者除外）。並且，這個職業獨立發展的可能性和前景也比許多行當遠為優越。自由中產所從事的職業大多具有以上性質。相對地，一個建築工程師和一個電子工程師就無法互換，一個零售業的銷售經理和一個製造業的銷售經理也難以通配。那些因企業衰落倒閉而失意失業的人又當如何計算呢？
　　
　　 泛民成員的這些特點，使他們很適應分區選舉的要求－－較多的業餘時間，較強的演講、說服和鼓動能力，等等。但若按行業/職業分類，他們的優勢就蕩然無存了。首先，某個行業內知名度最高的當然是老闆和高管，或所謂工商界人士；其次，泛民成員普遍在行業內不居要位，自然也就無法領略該行業的真正奧妙。內行對內行，比的不是誰的口才好，誰的口號漂亮，而是誰對行業的瞭解更深入，更全面；誰的意見更專業，更能抓住要害。以上方面泛民成員是無法和工商界人士比的，因此即使普選功能組別，泛民也難佔便宜。
　　
　　 不過香港工商界人士普遍有一種憂慮：如果普選功能組別，由於中下層雇員（被管理者）總是占大多數，選出來的人就可能和他們（管理者）格格不入，不能代表，甚至刻意損害他們的正當權益。這個擔憂並非沒有道理。95年彭定康搞的“新九組”直選，原為工地判頭（即包工頭）的曾健成（俗稱阿牛）就被選為“漁農、礦產、能源及建造界”的代表。試問草根出身的阿牛和李嘉誠、李紹基之類的地產大佬能有多少共識？和香港電燈、中華電力兩家專營了幾十年的電力供應商又能有多少共識？阿牛若要維護基層，必將和這些業界大佬衝突；若和他們妥協，又將被基層視為背叛而唾駡。所以他要“打好這份工”，實在是勉為其難。阿牛的特點更適合做勞工界代表，或者地區代表（後來也多次參選立法會地區代表，但沒有成功）。
　　
　　 因此部份工商界人士堅持保留“小圈子選舉”，其實是對現有選舉制度的缺陷－－亂拉郎配，隨意組合的一種反彈。不過，這種人為地排除行內大多數人的粗暴手法，和現代文明的原則和精神嚴重對立，是不堪一擊，沒有前途的。工商界人士對此必須清醒認識，毅然放棄。
　　
　　 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懂得，行業和職業對人的不同影響。一般地，某人在某行內職位越高，要求他的專業水準也越高，其對行業的忠誠度也越高，因為行業的利益與切身利益關聯度越高。相反，許多基層職位都是流動性大，要求不高，雇員稍加培訓就可以上崗的。社會對其所在職業的重視與否，對基層雇員來說，利益關係遠大於所在行業。
　　
　　 因此功能組別普選能否為社會各界都接受，能否取得理想的效果，關鍵在於組別設計。如果一個人可以很方便地在所屬行業、職業和地區之間三選一，那麼首先大批基層雇員會理性地認識到，職業對自己更利害攸關，從而選擇做某一職業的選民；然後地區選舉也會分流相當部份選民；最後剩下來的那些行業選民，即使工商界人士仍然是少數，但既然他們認為行業是對自己最重要的事務，那麼首先就不能人為地將他們排斥；其次，他們也會更瞭解這個行業，更珍愛這個行業，更傾向於從行業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出發考量和選擇，而非逞一時之快。如此，加上工商界人士具有的天然優勢，如果他們還是害怕普選，還是沒有信心，那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不值得同情。同時，由於選擇行業、職業或地區是選民的自願，泛民即使極不樂意也不敢再多聲氣了。
　　
　　 我對將來香港立法會普選的設計如下：
　　
　　 假設2018年（或2020年，按人大指示為准）香港普選立法會，共有100個議席。其中20席地區代表和20席功能組別（行業和職業合稱）代表為基本議席，另外60席為附加，根據該選舉組別得票比例進行分配。一人一票，可以而且只能在地區、行業、職業之中三選一投票。
　　
　　 例如：假設有一個選區叫“港島東”，該區選民占全部選民的15%，則基本席有20*0.15=3席。如在最後投票中，實際投“港島東”地區候選人的票占總票數的5%，則該區可再獲得60*0.05=3席附加，合共6席。此6席再根據該區各候選人的得票率分配和決定當選者。
　　
　　 為避免某些組別投票人和議席過多而失衡，可對附加議席上限作出規定。如前，每組別平均附加議席為基本議席的1.5倍，可設3倍為上限。例如：假設有一個功能組別為“傳媒娛樂業”，其基本議席為1席，但實際投票中8%的選民投了它的票，那麼該組別最多也只能增加3席（而非60*0.08=4.8，取5席），共4席。然後扣除這3席和8%的選票，其餘57席再按比例分配，如再有超出上限者則重複如此進行。
　　
　　 這個選舉辦法除了可以保證各方面（建制、泛民和其他）的底線要求外，最重要的是，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敢再對選舉結果說三道四。這是目前看來唯一可能解決爭議的方案。此外，它還有諸多好處：
　　
　　 1.由於每個選舉組別的議席數量可伸縮，競選者就負有為本組別，也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的壓力和動力，從而那些惡意攻擊，互相拆臺甚至栽贓構陷的行為將得到極大抑制，競選者將以更積極，更正面的態度參選，爭取共贏而不是鬥個你死我活。反之，如果固定了“餡餅”的大小，你多一塊我就少一塊，以上負面現象就會越演越烈。
　　
　　 國內一些人，尤其是左派同志經常批判“以經濟發展為中心”這條中央堅定不移的基本路線。他們哪里懂得，經濟不發展，就意味著社會財富不再增加。人們喪失了從增量財富中獲利的可能，只有拼命爭奪存量財富。因此，一個經濟停滯的社會必定動盪不安，矛盾尖銳，人們的生命財產隨時面臨嚴重威脅。好的制度使鬼變人，壞的制度使人變鬼，有幾個人懂得這樣思考？更有幾個人懂得這樣設計呢？？
　　
　　 2.某個組別的參選者，其競爭對手不僅來自組內，也來自組外，而組外的競爭對手卻是不確定，不可知的。這就迫使參選者只能專心為本組別的發展多做“有益和有建設性”的工作，而不是專心去打擊對手，因為大多數“對手”根本不知道是誰，最大的“對手”也很可能不是組內人。這就有點象乾隆發明的秘密立儲制度。這個制度以前，皇位的爭奪充滿血腥；這個制度之後就平和了許多。
　　
　　 3.由於每個組別議席的數量不確定，這就極大地考驗各政黨和團體對真實民意的把握能力。自以為是，錯投資源的政黨將遭到嚴重失敗，從而迫使他們更加接近市民，更加不敢高高在上享清福。同時，選舉結果也為選民所關注的問題作了準確的指示，有利於政府參考施政。
　　
　　 4.關鍵是，選舉結果既照顧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更真實地體現了社會結構和民意所歸。在人們更關注，投票更多的行業、職業或地區安排更多的議席，順理成章，比任何人為劃定都更好更有說服力，更符合民主政治的宗旨。
　　
　　 5. ...，....（請網友補充）
　　
　　 另外，目前分區選舉本身也需要改革。區數明顯過少，區域明顯過大。如“港島區”是一個獨立選區，但港島卻是香港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繁榮的區域。打死我也不相信那些議員能服務整個港島那麼多的人。這種大分區的結果，是專心為市民服務的人得不到應有的議席和肯定，而名氣大的人可以隨便“空投”參選，也往往能選上。選區越大，社會工作就越不重要，名氣就越關鍵。這和地區議員的角色定位明顯不符，也是獎懶罰勤，打擊為市民服務熱情的錯誤制度。
　　
　　 這個荒唐的分區辦法，我個人猜測，是建制和泛民兩個主要政黨，民建聯和民主黨暗中交易的結果。彭定康時代搞小選區和單議席單票制，民建聯不利；回歸後搞比例代表制，民主黨不利。於是搞出個大選區比例代表制，民主黨基層薄弱，但有知名度的優勢，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比例代表制下的損失。但這就對那些長期專心做社會工作的小政黨和獨立候選人不公平了。
　　
　　 最後，現代政黨政治固有其優勢和必需，但也帶來許多弊端。象臺灣那樣激烈對抗甚至暴力衝突的場面，我相信大多數國內人是不願意看到也不以為然的。究其原因，是政黨勝選後掌握的權力過大，誘惑過大，從而驅使人們忘乎所以。有些國家如俄羅斯已實現司法機構的非黨化，政黨人士不得擔任法官，檢察官等等，但遠遠不夠。以美國為例，我認為正副總統、國務卿、主要內閣部長、議會議長、各州州長、高級軍官等都必須在上任前宣佈退出任何政治組織。自然，他們信奉什麼思想，喜歡用些什麼人，那是他們的自由。但這至少可以時刻提醒他們，保持公共權力的中立性和全民性是最重要的；同時也時刻提醒任何政黨，它們都是民間組織，它們都是特殊利益團體，盡可能減少它們的非份之想和非份之舉（利用政黨的組織關係干涉公權）。
　　

王先生如覺得好，我希望能在香港的報章或雜誌發表，還拜託王先生幫忙聯繫，謝謝！

即可知道5至12樓的帖子都是同一個IP位址，都是我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