屢用六四事件打擊梁振英，何必？
(原文發表於2012年6月8日)
六四事件23周年，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於6月4日當日先後四次出入辦公室，被等候的傳媒問及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梁一律採取迴避態度。梁振英於六四事件發生後數日，參與刊登聯署聲明：「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向文滙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譴責中共當權派血腥屠殺民運學生，近年立場已轉變，近來不但避談六四，早數年更指當時下令鎮壓的鄧小平應獲諾貝爾和平獎。
對於梁振英的迴避態度，候任辦主任羅范椒芬為他辯解，認為他作為候任行政長官，在一國兩制下不方便就某類(例如六四)問題發表評論。羅范椒芬說得有理，再說，中國現時的當權者迄今仍否定六四，香港候任行政長官是他們的下屬，按照一般的管治原則，候任行政長官不應在公開場合採取與上司相違的政治立場。
說到梁改變當年的立場，那有甚麼出奇，時間和經歷會改變人，覺今是而昨非並不罕見。梁振英那樣的立場轉變，可能是他真心的思想變化，不可主觀地視之為投機者或政治變色龍。在這方面，我亦是過來人，對六四事件的思想和立場的轉變，有切身感受。
回憶23年前，由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至6月4日中央政府全面鎮壓學生運動為止，在那個多月裏，我跟大多數港人一樣，身在香港，心早已飛到天安門廣場，整天都留意新聞報導，希望瞭解局勢的演變，許多時候還徹夜不眠追看電視的局勢報導。5月21日及5月28日，香港市民分別為抗議北京戒嚴及支持廣場上的學生舉行了史無前例的兩次大遊行，參加人數分別超過100萬及150萬。
兩次大遊行，我不但參加，還以中原地產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帶領中原地產大部份員工全程投入，邊高舉各式橫額，邊大喊各樣口號。第一次遊行參加者要經歷8小時步行才走畢全程，那是我有生以來歷時最久的遊行。
15年後，我盡管反對流血，但對鎮壓則多了幾分理解和諒解。隨著大量時光的流逝和激情過去，我開始用新視角來檢閱那段歷史，得出新的評價(見我於2005年1月28日所撰的《大仁、大勇、大智》一文)。我這些看法，肯定是香港社會中的少數異類，會捱罵。被罵我不會爭論，政治大人物的千秋功過，誰與評說？鄧小平的流血鎮壓，是功是過，現在爭論意義可能不大，留待時間去證明吧！
必須指出，我對鎮壓的理解和諒解，不等於對廣場上學生的全盤否定，我仍十分欣賞和肯定他們的愛國情懷和反貪腐訴求。
重大的政治事件，爭議性很大，每人想法各有不同，是很自然的事。泛民如支聯會李卓人及傳媒對梁振英近期避談六四及近年改變當年對六四的立場而大力抨擊或嘲諷，想將梁振英塑造為「出賣自己良心的特首」，是得不到大部份市民認同的，徒令廣大市民覺得泛民及傳媒缺乏包容、自以為是真理唯一掌握者和強人所難，及有利用群眾情緒打擊對手或反主流意識者之嫌，效果恐怕會適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