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經翰議員的奇言妙語
(原文發表於2008年8月7日)
繼7月11日發表《「王永平蠢才論」之風不可長》(見本專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附文，以下稱「王」文)一文後，鄭經翰議員又於8月1日發表《問責局長不是公務員，蠢才！》(見附文，以下稱「問」文)，繼續抨擊王永平公開論政。 鄭議員兩文議論滔滔，但有待商榷的地方甚多，我且拋磚引玉：
鄭議員於「王」文說：
「馬時亨和王永平兩人退休或離職後表現迴異，大異其趣，一時間令人大惑不解。最近與高人閒談，後者獨具慧眼，提醒我這個差異現象其實反映兩種不同型態的退休高官的不同心態。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自高官問責實行以來，由外來社會精英轉任高官者退休或離職後，大多遵從港英前朝退休高官的做法，保持低調，奉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信條，甚少議政和批評政府。反之，公務員出身的高官近年卻一反常態，每每揭竿而起，論政以至從政者大不乏人………原因何在？實在值得深究。思前想後，細心分析，不難發現來自外界的社會精英與出身公務員系統的高官根本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無論個人出身、背景、練歷、視野與社會關係，都有天淵之別。
一般而言，出身社會各界尤其是商界精英的高官，做官前在商界或其專業上已有一定成就和地位，經濟條件固然較佳，人脈和社會關係也較強，退休後不單生活無憂，優哉悠哉，甚或可憑藉其在官場上取得的關係、練歷和資本，更上層樓，在事業上大展鴻圖，所以為公為私，他們全無必要公開論政，為當政者增添麻煩。
相對而言，出身公務員的高官雖然高薪厚祿，但總算不上富有，退休後即使領取長俸，收入已不比從前，何況沒有了公家轎車、司機和秘書，司長級官員則連官邸、家廚和僕人也失去，排場更不可與大擺官威時同日而語。最重要的是，人在人情在，一離開官場，再沒有利用價值，以前圍簇在高官周圍的名流貴人馬上隨風而逝；倘若高官退休後賣身投靠富豪，更要反過來受盡閒氣呢！再者，做官時除了同僚外，往來雖無白丁，卻盡是公事上的交往，知己良朋難覓，退休後要找個玩伴也不容易。因此，除非另闢蹊徑晉身馬會董事或出任行政議會成員，繼續保留社會政治地位，否則一般社交圈子都會愈來愈窄，人走茶涼的寥寂感覺難免特別強烈。他們不甘寂寞，在社會上發聲備受關注，可以重新自我肯定，實屬人之常情，難怪躍躍欲試，樂此不疲。」
憑甚麼認為公務員出身的高官，經濟條件一定較差，人脈和社會關係較弱？人脈和社會關係取決於個人活動能力和地位，高官長期處於擁有政治大權的高位，如果他長於活動，他所擁有的人脈和社會關係恐怕較「出身社會各界尤其是商界精英的高官」，有過之而無不及；憑甚麼認為出身商界精英的高官，退休後「可憑藉其在官場上取得的關係、練歷和資本，更上層樓，在事業上大展鴻圖」，而出身公務員的則不可憑藉其在官場上有更盤根錯節和根深蒂固的權位取得更佳的關係、練歷和資本，因而更上層樓，在事業上更大展鴻圖？憑甚麼認為公務員出身的高官，公開論政，就一定是為私為當政者增添麻煩？他們不可為了發揮本身餘熱，一展另類抱負，為社會服務嗎？！鄭議員整段話都是動機論，質疑公務員出身的退休高官，因為「算不上富有」，因為「離開官場，再沒有利用價值，以前圍簇在高官周圍的名流貴人隨風而逝….社交圈子愈來愈窄，人走茶涼的寥寂感特別強烈」，因為「不甘寂寞」，所以要公開論政。作為市民，我們首先會看看王永平先生的評論對不對，合理不合理，而不大會著意王先生發言的動機。鄭議員的動機論，不僅抹黑了王永平，亦抹黑了一切公務員出身而公開論政的退休高官。與此同時，他亦可能美化了商界精英出身而沒有公開論政的退休高官。
鄭議員於「王」文說：
『對於退而不休又喜歡批評議政的退休或前任高官，我一向主張他們應該組黨參政，因此不論陳方安生抑或葉劉淑儀肯放下身段，接受民主洗禮，參加立法會選舉，無論是「忽然民主」或「洗心革面」，都值得歡迎，應該予以肯定，因為她們已經選擇從政，完全擺脫過去公務員的身份，以政客的姿態角度活躍於政壇上………王永平要議論時政，就一定要接受民主的洗禮，變身成為政客，否則又要站在道德高地，又不肯付出代價，天下可沒有那麼便宜的事，王永平的評論員生涯，也就可以休矣。』
為什麼退休高官要「組黨參政」才可以論政？論政與參政是兩種角色，兩種 選擇，它們是並行不悖，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論政不是參政者的專利。這種情況對市民是這樣，對退休高官亦應這樣，不可以有雙重標準！
鄭議員要退休高官「接受民主洗禮，參加立法會」，明顯要求他們參加直選，當選後才可論政。這樣看來，退休高官如果透過功能組別當選立法會議員，鄭議員恐怕仍不會讓他們論政。問題是，一定要參政才可論政已是苛求，為何仍要進一步規定直選議員才有資格？其背後的邏輯何在？
王永平論政，是否站在道德高地，得看政府是否的確犯錯(而且是大錯)及他的批評和建議是否切中要害，兩個前提缺一不可。否則，就算政府犯錯，但王先生的評論搔不著癢處，甚至錯誤百出，那時他不僅不能站在道德高地，還要付出被責被嘲的代價，代價與錯誤成正比。再者，就算他講得對，他可能亦要付出觸犯權貴的代價，公開論政其實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氣。說王永平不肯付出代價，不大公允。
鄭議員於「問」文說：
『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退休後以時事評論員自居，議論時政，卻忘記了自己曾經是問責高官的身份，相當於政府內閣成員，對政府施政尤其是他全權負責制定的政策，都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因此有角色和利益衝突。如果王永平要繼續議政，一定要變身從政，接受民主洗禮，退而求其次，也要洗心革面，自我批判，否則無法站在道德高地，其言論的公信力亦會大打折扣。
再者，我是否「當權者朋友」的身份與我對他的批評是否正確無關，這種因人廢言的態度才是真的限制言論自由。』
鄭議員強調王永平曾經是問責高官，這個身份令他的批評存在角色和利益衝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麼王永平過去的身份與他現時對政府的批評一定存在角色和利益衝突呢？王永平以前的身份與他對政府的批評是否正確同樣無關，鄭議員這種因人廢言的態度是否另一形式的限制言論自由？他是否「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
鄭議員於「問」文又說：
「說到底，人人都有言論自由。但王永平是兩朝政治問責高官，根本就是內閣成員，對於政府的決策及所作所為，尤其是他一手負責制定的政策，他都要絕對負上責任，有份承擔。今天他退下政治舞台，當然可以自由發表政見，月旦時事，但首先應該反躬自問，清楚交待自己任內的政治責任。」
鄭議員說來說去，就是說王永平要有(批評政府的)言論自由，就必須先清楚交代自己任內的政治責任。鄭議員有點強人所難，王永平未必認為自己要負上任何政治責任，自然不會作任何交代。公平地說，誰(例如鄭議員)認為王永平要負，就由他去指出好了，是對是錯，公眾自有公論。當然，王永平有為自己辯護的自由，公眾亦自有公論。
鄭議員兩篇文章都著力於設關置卡阻止及抨擊王永平公開論政，對王永平論政的內容反而毫不著墨，我們希望鄭議員今後能將精力從前者轉移到後者，則各方幸甚。
附文
問責局長不是公務員，蠢材！
Aug 1, 2008
信報 「大班人語」
鄭經翰
我在本欄撰文「『王永平蠢材論』之風不可長」，批評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退休後以時事評論員自居，議論時政，卻忘記了自己曾經是問責高官的身份，相當於政府內閣成員，對政府施政尤其是他全權負責制定的政策，都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因此有角色和利益衝突。如果王永平要繼續議政，一定要變身從政，接受民主洗禮，退而求其次，也要洗心革面，自我批判，否則無法站在道德高地，其言論的公信力亦會大打折扣。
我是在盧維思就政府裁定他處理維港巨星匯時失職尋求司法覆核判案後，才撰文批評王永平，因為作為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正是當日全權負責公務員紀律聆訊的當事人。而且，法官夏文正明確點名批評王永平更改口供，企圖為他在紀律聆訊中不准盧維思委派法律代表一事自圓其說，涉及誠信問題，可是剃人頭者的王永平在接受記者查詢時，卻以一句「問心無愧」了事，明顯是迴避問題和責任。這個例子充分說明，王永平「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如果繼續以前任內閣成員身份議論時政，尤其是批評政府，根本無法站在道德高地，令人難以信服。
王永平不敢直接回應我的批評，卻抬出「言論自由」的擋箭牌為自己辯護，又指我是「當權者朋友」，「批評他『食政府長糧，不應講咁多』的說法，是一種思想混亂的論調」。
王永平明顯是迴避了問題的本質，因為作為兩朝的「內閣成員」，他一定要為政府的所作所為和自己的言行負責，那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何況以「公共知識份子」自許的王永平不是公務員，與一般退休公務員的情況不同，而放眼世界，除了王永平以外，恐怕全球也沒有一個前任內閣成員、食政府長糧的「公共知識份子」，所以「言論自由」不是王永平的護身符。
再者，我是否「當權者朋友」的身份與我對他的批評是否正確無關，這種因人廢言的態度才是真的限制言論自由。
說開言論自由，實在不能不翻舊賬，說明王永平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記得一九九八年我在亞洲電視主持一個名為《港是港非》的節目時，曾經邀請他就失業率高企問題接受訪問，他以塞車為由拒絕。我當時批評他身為高官，不食人間煙火，不知民間疾苦，不知道塞車可以改搭地鐵。王永平竟然老羞成怒，揚言要告我誹謗，事後亞視被迫道歉，我卻破天荒在節目中公開表示亞視道歉不代表我道歉。正是此一時、彼一時，王永平對言論自由的態度，不問可知。
王永平不明確交待自己的身份，卻在出席港台節目《政壇新秀訓練班》時斷章取義地回應我的批評，面對不明內裡的青年人，實有誤人子弟之嫌，因此不能不公開反駁，以正視聽。
王永平不是公務員，因為他在董建華委任他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期間，已放棄了這個身份。箇中原因，且讓我細說從頭。
在高官問責制實行後，公務員系統連番備受重大衝擊，士氣低落，作為專責公務員事務的問責高官，王永平必須為敗壞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優良傳統負上決定性的責任。當年我已經撰文點名批評王永平，認為他身份不明、角色衝突，時而是公務員之首，時而是問責局局長，以致說話前後矛盾不一，反覆無常，甚至自打嘴巴．教人根本不知道他究竟是站在公務員還是管治班子立場說話，可謂嚴重失職，敷衍失責。最嚴重的是，王永平未能積極安撫下屬、穩定公務員隊伍之餘，反因在有關問題上含糊其詞，甚至曲解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之原意，令部分心存大慾積極部署伺機上位的首長級公務員有機可乘，以公務員身份政治報效，結果搞出二十三條立法一類的大禍。諷刺的是，原先為了確保按照基本法保障公務員的權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一職必定要由公務員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任內如覺政策有違原則，可隨時重返公務員隊伍。可是，在政策出現進退失據時，王永平不但沒有堅持原則請辭，反而選擇退休，脫離公務員隊伍，既拿取豐厚的退休金，復繼續出任問責局長，如此「又食又拎」，對照他今日批評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不是百步笑五十步嗎？
再說，王永平今天批評政治任命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缺乏規章制度，予人任人唯親之嫌，並舉退休警務高官「翻閹」為實例。可是，二零零六年底王永平被政治任命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時，還不是一樣不經公開招聘、無規無矩便任用經已退休的新聞處高官潘樹泰為其新聞秘書，那又算不算是律人之嚴、待己以寬、任人唯親及雙重標準呢？
其實，作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全權處理廣播事務，港台管理失當、賬目混亂、士氣失落、前途不明等等弊病，他都要直接負上責任。正如他自己當年批評公務員因為減薪而叫嚷上街抗議時說，「入了熱廚房，要抵得熱」，他如果在任內不滿特首的決策，便不能抱怨廚房熱，因為嫌熱大可辭職不幹，走出廚房。
因此，王永平周三又為文就特首和高官變身消息人士涉及公眾利益問題大發議論，不管說得是否有理，也令人啞然失笑，難道昔日身為政策局長的王永平，從沒有以消息人士身份向傳媒放過風嗎？其身不正，其言不行，「平心論政」的王永平，過去不是一樣迴避問責嗎？
說到底，人人都有言論自由。但王永平是兩朝政治問責高官，根本就是內閣成員，對於政府的決策及所作所為，尤其是他一手負責制定的政策，他都要絕對負上責任，有份承擔。今天他退下政治舞台，當然可以自由發表政見，月旦時事，但首先應該反躬自問，清楚交待自己任內的政治責任，總不能將一切推賴在廚房太熱身上，否則便難免予人失意高官怨氣沖天、批評旨在洩忿的印象。套用王永平的用語 — 問責局長不是公務員，蠢材！
後記： 此文見報後，相信又會在信報論壇引起熱烈討論，因為自我不提名李永達競選特首被民主黨扣上「煲呔針」的帽子後，自此不少人都因人廢言，對我集體人格謀殺(Character Assassination) ，本人一言一行，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以陰謀論視之。但我深信真理愈辯愈明的道理，以及《信報》讀者的素質，因此不怕在此擺下龍門陣，歡迎各方人馬公開批鬥，在《信報》網上盡列我作為「煲呔針」或「當權者朋友」的罪狀，好讓真相大白，也教我這個行將重操故業的傳媒工作者知所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