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鐵兵變雜感
(原文發表於2006年3月25日)
九鐵兵變，暫告一段落，此刻回顧，倒有一些看法與各位朋友分享。
黎文熹及九鐵管理層口口聲聲說，從來沒有要求田北辰辭職。但黎文熹於3月9日致管理局的信(見附信)出賣了他，信中最後一段謂：「因此，我得出的結論是，我無法有效地跟主席(田北辰)為公司的利益共事。我應何去何從，正等待管理局成員的忠告。」在指控田北辰諸般罪狀後，作出這個結論，黎文熹不啻是要求管理局炒田北辰，較要求田辭職更嚴厲。要求不一定公諸於口，公諸於文字，還可以是行動語言。緊接著黎信，九鐵5位總監及20位總經理及主管同日又先後致兩信給管理局挺黎責田，翌日(3月10日)發動三千餘員工聯署挺黎責田，3月14日20位總經理及主管開記者會挺黎，代表發言的黎啟憲道：「田先生離任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法。」信、行動和發言，都證明九鐵管理層唯田之務去。
黎文熹強調，所要求的，是釐清主席與行政總裁的權責。如果這是真的，黎首先應該私下約見田北辰，好好一談。田若頑固不靈，黎可將有關問題在管理局會議上提出討論，爭取成員支持。以上做法是正常合理的解決問題途徑，黎等不循此途，反而挾數千員工在外脅逼管理局和政府，所謂所求不外釐清權責，不是幌子是甚麼！
九鐵管理層與田北辰勢不兩立，似乎與田的「事事插手」關係較少，與「責備文化」(其實就是問責精神和高透明度)關連較大，前者祇是削權，較易忍，但後者不但令他們在公眾前感到受辱，更會削弱他們的形象，層出不窮的過失被鍥而不捨地追究及嚴辦，更令他們寢食難安，在在都嚴重威脅管理層現時及將來合併的權位和利益。去田及田所代表的問責和透明度關乎管理層的重大利益，從這個角度去看，田北辰貫徹問責精神和高度透明才是這次兵變的罪魁禍首。
3月15日上午，曾特首一方面公佈田、黎雙雙留任，另方面又責成管理局盡快嚴正處理事件中出現的人事及紀律問題。同日下午，管理局迅速開會討論具體處分，最終出現黎文熹辭職及黎啟憲被革職的結果。為甚麼不辭退或嚴重警告胡亂批假的5位總監？為甚麼不辭退其他出席「晒馬」的19位總經理及主管？看來是黎文熹以二黎的出局來交換不再處分其他人，這可從黎文熹公佈這項安排時說「人事及紀律問題亦可劃上句號，無人再需要辭職」看出端倪。
搞出這般胡鬧的兵變，完全因為九鐵管理層不諳政治鬥爭，不懂得審時度勢，他們天真地以為將自己與大部份員工綑綁，就可以力壓管理局，甚至政府。在別的情況下，兵變還有成功的機會，在九鐵那種情況，成功的機會是零。古往今來，兵變成王敗寇，失敗者的下場一般都十分悲慘，九鐵管理層要感激特首、廖局長和田主席，三人對他們的發落，左看右看都算十分寬大。
溫和的秋後算帳公佈後，一名總監對記者表示，不覺得有關同事請假，以及他們到場的行動，是違反紀律，他甚至認為20人根本不用請假，因為基本法賦予港人言論自由；另一名總監則向記者說，事件最終演變成「秋後算帳」、「白色恐怖」是社會的悲哀，「事件被曲解，有人不跟遊戲規則，黑白顛倒」；任職九鐵地產部的一位夏小姐說：「講幾句(不滿)就炒，太可怕了！」一位九鐵女秘書向記者哭訴：「如果說我們搞事影響(公司)形象，難道教育界「倒羅」不是嗎？同樣是公營機構，為何政府拿我們開刀，對教育界卻增加支援？」九鐵上下員工根本不明白自己做了些甚麼，混淆了紀律與言論自由，整個九鐵都缺乏管治智慧和管理能力，九鐵問題並非一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公司上上下下大多數人的問題。
黎文熹和黎啟憲雙雙出局後，許多九鐵員工都同情他們，認為他們是好上司、好員工。這些九鐵員工似乎不明白，一般員工眼中的好上司、好員工不一定是老闆及公眾眼中的好上司、好員工，皆因位置、立場及利益的不同也。
以黎文熹為首的九鐵管理層不斷以專業判斷來否定(最低限度是平衡)高透明度及問責精神，他們的思想與時代脫節於此可見。五十餘歲人的思想不容易改變，要改革九鐵(特別是貫徹高透明度和問責制)看來非撤換整個管理層不為功。
牽涉在事件中的所有各方都是輸家，問題祇是輸多輸少。誰是最大輸家？我看是九鐵管理層及員工，他們輸得最多的，不在兩黎去職、5位總監成待罪之身及19位前線中層管理被記過，而在嚴重地削弱自己在合併的形象和利益，這恰恰和搞兵變的目的相背。事件後，九鐵與地鐵合併的議價能力大減，作為九鐵的唯一股東，政府所失者多，自不待言，政府是第二大輸家！
將九鐵弄到這個田地，田北辰作為主席，責無旁貸。他的過失不少，但最大卻是過於相信個人力量，以為單憑自己一個人，多與管理層開會，就可改革九鐵。事件證明，要從上而下改革，首先就要建立一個與主席同心同德同一管治理念的管理層，一切理念相左的原有管理人員，都得手起刀落撤換。
主席與管理層及員工弄至水火不容，管理局成員仍懵然不知，他們的顢頇無能表露無遺。現屆管理局成員都是社會知名人士，但他們的監管能力、可以或願意付出的參與時間成疑，他們的被委任許多時候是因為他們乃自己所屬業界的精英、過往對政府有貢獻或為特首所信任，政府在成員換屆時，適宜建立新的委任標準，並據此委任新成員。
接替黎文熹的新行政總裁詹伯樂，以前由楊啟彥一手帶入九鐵，任第二把手，貫徹其保守管理文化，與現任5位總監同聲同氣，一般人都怕他與田北辰合不來，更怕他聯同現有管理層走回頭路。我倒沒有這個恐懼，屁股(所居職位)會指揮腦袋，在發生兵變這麼重大的事件及經歷過幾乎永不超生的西門子事件，我相信臨危受命的詹伯樂會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現，以他對九鐵內部的熟悉，廣泛的人脈關係，處事的老練和圓滑及工程背景，他應該可以在短時間內穩定九鐵軍心，帶領九鐵較為順利地過渡到與地鐵的合併。
詹伯樂對外表示，他是在3月15日下午(亦即黎文熹向管理局提出辭職期間)被接觸,要求他擔任行政總裁。詹伯樂所言未必屬實，我看接觸應該更早，很可能是在3月10日或3日11日，也就是說，當九鐵三千多名員工聯署挺黎後，政府已開始部署兩手準備，在同時挽留田、黎兩人而黎不肯，或炒黎的情況，隨時有人代替黎。
九鐵管理層公然聚眾向管理局及政府挑釁和逼宮，橫行無忌，無視紀律，這麼嚴重的兵變(不少政府高層視之為暴民行動)，僅以兩黎的兩滴血告終，其他涉事者一概赦免，以和為貴及大局為重有餘，綱紀弘揚不足，曾特首標榜的「強政勵治」，似乎未能充份落實！
為何不敢強政勵治？不少人(包括在下)認為皆因特首也是大局為重，此大局不同彼大局，此大局是確保曾特首於明年3月無風無險地連任，強政可能會激發九鐵工潮，不利於上述大局。若果曾特首真的這樣盤算，他肯定大錯特錯！兵變發生後，民意一面倒反對涉事的九鐵員工，此刻的九鐵員工，早就如同犯錯的小孩，動也不敢動地靜候父母發落，縱使政府將整個管理層革職，祇要同時公開聲明，所有其他參與聯署的普通九鐵員工，是被人誤導及脅逼的，政府永不追究，廣大九鐵員工是不會亦不敢發動工潮的。萬一工潮還是發生了，這也沒甚麼可怕的，特首盡可師法列根總統當年整治航空控制員集體罷工的故技平亂，他會得到全民以至中央的鼎力支持的。私心自用下，曾特首已錯過一個既可向市民及中央顯示施政魄力，又可徹底迅速整頓千瘡百孔的九鐵的機會。
附信：
黎文熹致管理局函全文中譯本
身為九鐵管理隊伍的領導人，我必須向管理局提出我對公司目前管理狀況的關注。我日益發現管理層與主席目前所採的手法有歧見，打擊了公司的日常管治和員工士氣。
公司的法定地位和業務性質，需要我們在做決策時採取審慎和長遠的策略方針。我們也要確保在公司管治方面遵行最佳措施，以社會大眾、乘客和公司的利益為依歸。
主席的角色，是引導管理局作出集體策略決定，但把達成這些決定的日常責任交給行政管理層。事實上， 2001年立法會尋求修訂九鐵條例時，將原本混為一體的主席和行政總裁職位，分拆為一位不兼負行政事務的兼職主席，以及一位全職行政總裁，我們向立法會提呈的亦是此一理念。
可是，根據我的看法，主席的作風，並非一個不兼負行政事務的兼職主席﹕他事事插手。 2001年以來，這點一直沒有丁點改變過。角色不同但能互相補足的行政及非行政角色，是有需要區分清楚的，但卻經常被模糊了。結果，管理局的角色不時被迫放棄。
問題還伸延到管理局以外，在公司日常運作中，有人刻意干預。很多時，行政管理層呈交給管理局的建議方案，實際上是在主席的個人堅持下炮製出來的。
主席還要求高級管理層向他即時匯報任何有一丁點可能被傳媒提到的問題。他又經常詳細指示如何管理或處分員工。
雖然我們各有不同角色，但公司只能透過團隊集體努力才能運作。管理層視主席為這個團隊的隊長，但員工經常發現，儘管他們的表現其實已被視為符合最佳國際標準，卻仍要為這些行動自辯。
結果，員工愈益變得缺乏主動，因為他們覺得公司存在一種責備文化，即使些微過失也可能招致紀律處分。而且這些紀律處分並非建基於公平的原則，而是為了試圖滿足傳媒經常貪得無厭地要有人受罰。
我認為，公司目前的營運方法，令公司領導層的信任崩潰。除非能夠迅速恢復對領導層的信任，否則公司將很難履行公用事業的功能。
因此，我得出的結論是，我無法有效地跟主席為公司的利益共事。我應何去何從，正等待管理局成員的忠告。
真誠的黎文熹
(資料來源：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