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五十多萬市民的大遊行，改變了香港的歷史，亦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它創造了一場空前的政治危機，面對政治危機，看政治人物如何應變，倒是一個難得的窺探他們政治智慧的機會。
先談董建華。「七‧一」大遊行結束後，董建華隨即發表聲明，表示理解遊行市民的訴求，充份了解市民重視人權和自由，但強調香港特區政府有責任立法，而香港市民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並承諾日後多聽取市民意見、多與市民溝通及採取一切可能措施紓緩失業及推動經濟轉型。推敲之下，不難發覺聲明是相當空洞的，有所迴避的，仍然不大了解民意，而對遊行市民的訴求，董根本沒有認真回應。危機爆發後，被針對的主角第一時間反應是很重要的，好的會紓緩甚至化解危機，壞的反是，董的反應無論如何說不上好。為何他不親自在電視機前面向所有市民簡簡單單地說，多謝遊行的市民，您們不辭勞苦上街所表達的訊息，我已清晰地接收到了，我了解政府過往施政有許多失誤，為市民帶來不少困難和痛苦，請給我和我的問責班子一些時間，以便好好地回應大家的訴求；「七‧一」以後的數天，大家都心急地等待，看他怎樣對待七月九日的立法。董面對三個選擇：原封不動如期二讀通過二十三條；延期立法；如期二讀，但作出重大修改。明眼人不難看出，第二個選擇為上策，第三個選擇為中策，第一個則為下策。好不容易等到七月五日下午，董建華宣佈在對市民三項重大訴求作出大修改情況下，決定如期二讀通過二十三條，他最終選擇了中策。到了七月六日下午，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宣布辭去行政會議成員一職，董特首先是在七月七日凌晨二時宣布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擱置於七月九日立法，再於下午聲明「順應民意」延期立法。誰都看到，要確保在七月九日通過立法，必須得自由黨和民建聯的保駕護航，否則在立法會就有不夠票數支持之虞，董在七月五日下午宣佈如期二讀時，明顯顯示他事前沒能說服田北俊及自由黨並取得他們的支持承諾。相反地，面對田北俊的不同意見，他決定一意孤行。這就無可避免地將田北俊逼到日後辭職一途。到田北俊辭職，整個管治班子頓時陷入瓦解邊沿。局勢的急轉直下，管治權威的一再弱化，與董異常笨拙的應變，有脫不開的關係。
於「七‧一」後，民建聯幾個頭面人物如曾鈺成、陳鑑林及葉國謙不住地說市民上街是被誤導，並一再聲言政府應該如期在七月九日立法。民建聯領導人的說話，明顯將五十多萬市民視為低智，並將自己放到絕大多數民意（很可能是五、六倍於上街市民）的對立面。有理由相信，董特首在七月五日決定如期立法與民建聯遊說有脫不開的關係，這是陷特首及整個管治班子於險境的作為，十分失策。日後直選，民建聯恐怕難逃選票劇減。
無人可否認在擱置七月九日立法一役，田北俊及自由黨是關鍵角色，田北俊在七月六日與特首劃清界線，有人謂他是在特首背後捅了一刀，是不忠不義。在國家、人民利益為重時刻，不存在個人忠義問題，田北俊這樣做，冒著開罪中央政府、董建華班子及親政府黨派的巨大風險，非有十分巨大的道德勇氣不可。而他於關鍵時刻的明智取捨，著實使人刮目相看。田北俊和自由黨可能失於一時，但中長線田北俊和自由黨會成為政壇大贏家。
黃宜弘先是說市民被誤導，次則說應如期立法，最後則對群眾展豎中指不文手勢，自毀形象，大大失策，欠缺最起碼的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