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內訌 公投擱置

佔領行動今踏入第三十天，專上學生聯會、佔中三子、泛民主派仍未就退場機制達成共識，相反再次自揭於佔領運動中進退失據，突然以投票行動過於倉卒，加上溝通不足為由，宣布擱置原定昨晚起一連兩日在三個佔領區舉行的「廣場公投」，向三個佔領區支持者鞠躬致歉。有建制派議員批評佔中團體「五時花六時變」，有親中人士更指佔領行動多次錯過退場時機，並漸被激進聲音主導。港府高層拒絕評估學聯等撤回公投是否有助雙方再次對話，重申政府願以最大誠意以對話化解當前困局。

港府和學聯於上周二對話兩小時後，期間港府拋出向港澳辦提交民情報告、設立多方平台討論二○一七年後長遠政制發展，而於兩日後，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和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宣布會舉行公投，據悉佔中三子當時認為要再與政府談判須取得民意授權，主張舉行「廣場公投」，豈料公投議題措詞突由溫和變得強硬，包括民情報告由「建議」人大常委會「重新考慮」八‧三一決定，變成「撤回」人大決定；政改多方平台由「考慮」一七年或之前選舉辦法，改為一六年立法會選舉廢除功能界別，以及一七年特首選舉要有公民提名。

示威者直幡訴不滿

不過，在「廣場公投」舉行前三個半小時，學聯、佔中三子、學民思潮和泛民代表突然會見傳媒，正式宣布擱置佔領區「廣場公投」，對行動倉促及未有足夠商討向公眾致歉。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坦言投票內容複雜，大家不能理解議案內容，「學生必須承認，今次學生係做錯咗。」戴耀廷聲稱，擱置投票不代表運動停頓，呼籲市民繼續前往佔領區，商討未來發展方向。

消息指，眾人宣布舉行公投以來，連日惹來示威人士質疑，有意見認為是為日後退場找下台階，另有一批示威人士把矛頭指向佔中三子等人，批評「廣場公投」小圈子，佔中三子「抽水成分多」，加上在金鐘佔領區，有示威人士於公投前夕，於海富中心對開天橋高調懸掛一幅寫上「毋忘初衷，暫緩公投」的大型黃色直幡，因此學聯於昨早舉行多方會議時提出擱置公投，佔中三子惟有無奈接受。

政府重申解困誠意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其後出席公開活動後指，不知道擱置投票是否向政府釋出善意，重申自己願盡最大努力化解當前困局，但認為政改問題非香港單方面可處理，希望政府提出的積極方案會得到學聯回應。

「運動漸遭激進主導」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分析，撤回投票是避免減低與政府再次對話的機會，又指佔領運動進行至今，示威人士多次錯過退場機會，變得進退兩難，運動亦逐漸被激進聲音主導，建議組織者應該盡早退場，與其他爭取民主的團體進行有組織和制度化的抗爭。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更批評佔中團體「五時花六時變」，令內部決策缺乏深思熟慮，最終變得進退失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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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文是我2009年年底發表在國內論壇，今天看來依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覺得有道理的香港網友請代為轉貼到香港本地較熱門的論壇和社區。本来後面和網友的討論內容也很重要，但篇幅過長，就不轉貼到這裏了。有興趣瞭解詳情的網友請看以下地址：

http://xocat2.com/f/thread-69680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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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政制問題又起爭議。“泛民主派”（簡稱“泛民”）對特區政府提交的2012年政制改革方案不滿，表示要象05年一樣否決。其中社民連、公民党聲言派立法會議員代表辭職，然後再補選，以達到變相公投的效果。泛民派又計畫在元旦組織大遊行，向政府施壓。
　　
　　
香港政壇素有泛民和建制（一般稱為“親建制派”，有人指為“保皇派”，此稱謂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及貶義，本文不采）之爭。現在的泛民派，多數在殖民地時期，尤其彭定康時代正是當時的“親建制派”（按某些人的邏輯，也可稱為當時的“保皇派”）；現在的建制派當時多數倒是“反建制派”。回歸後角色互換，繼續爭吵了10年，依然分歧多共識少。由於人大已於07年確認2017年可普選特首，其後可普選立法會，泛民也感到再執拗於此難以獲得多數港人認同，故近期策略重點轉向爭取“普選路線圖”和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
　　
　　
泛民派一直以高調民主的姿態搶佔道德制高點，蔑視其他不同聲音。但從他們對功能組別的態度可知，他們的民主觀其實是膚淺狹隘的。所謂“膚淺”，是他們不知道功能組別的存在，恰好正確反映了現代社會的組織結構和利益訴求；同時，他們也不懂得他們膜拜的鼻祖－－西方國家所通行的分地區選舉形式，存在嚴重先天缺陷，早已不適應時代的發展，並已釀成了許多弊端，亟需與時俱進的改革了。所謂“狹隘”，是他們之所以反對功能組別，不僅是認識問題，更是利益問題。在按行業/職業劃分選舉的方式下，泛民難佔優勢，因而他們甚至反對功能組別的普選，要求全部撤銷功能組別，只實行分區普選。
　　
　　
另一方面，建制派中贊成保留功能組別的人，整整10年也無法拿出充分的理論和事實依據來支持其主張。有人以香港的“特殊性”（或曰“香港港情”）來論證小範圍功能組別選舉的必要性，如此勢必被指為“特殊利益”服務、小圈子選舉而不堪一擊；或有主張功能組別普選的，卻無法有力反駁泛民的詰難，無法充分論證其優越性何在，特別地，對普通市民利益的好處何在。同時，部份建制派政黨和人士基於和泛民類似的利益考量，對功能組別普選也不熱衷；更有人患上“普選恐懼症”：既擔心自己落選，又擔心選上的人不能代表自己所屬群體的利益。於是，建制派在泛民派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往往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其無能和懦弱也可見一斑。
　　
　　 本文不擬對香港特區政府的2012年政改建議作出評論，只擬澄清和說明以下問題：功能組別選舉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確實施辦法。
　　
　　
首先，民主政治目的是什麼？不僅是為了實現公民權利，更是因為現代社會客觀上就存在許多不同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的群體，他們需要相互瞭解，相互協調，整個社會才能在良性互動中繁榮進步。是故，一個好的選舉制度，絕不僅是“一人一票”和“貨真價實”就能萬事大吉。如果一種選舉設計，所選出來的人都是同一模式，同一類型，就算它多麼“一人一票”，多麼“貨真價實”，都與民主政治的目的相去甚遠，也談不上有效代表民意；而其必然帶來的負面效果，更是難以估量（此點尚未被人們充分認識）。
　　
　　
那麼就要研究，人們出現不同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的原因是什麼？就個體而言，當然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經歷和原因；但就群體而言，則主要是由地區差別，行業差別和職業差別引起的；並且，這三種差別在不同時代，不同層面上居於不同的地位。
　　
　　
在前工業化時代和工業化前期，由於交通困難，人們旅行遷徙，貨物流通交易都甚為不便，社會聯絡很少。當時的社會結構是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為主，通常一個鎮裏面就集中了人們生活、生產所需的全部物資和行當，許多農民甚至終其一生都沒有去過縣城。因此這個時候，群體的不同主要來源於所在地的不同，以地區劃分選舉也是合理和有效的。但這種狀況在工業化後期已經大大改觀，資訊化時代更是根本轉變了，主要西方國家的普選制度卻沒有跟上。
　　
　　
再從不同層面來看。如果我們說不同省人的區別，例如山東人和浙江人的區別，倒是能很快說些大概；同省不同市人的區別，例如青島人和煙臺人的區別，肯定就要困難不少，含糊不少。至於同市不同區人的區別？廣州市越秀區和荔灣區人的區別？？香港九龍東和九龍西人的區別？？若說有，也是撓破頭皮，勉強為之。相反，不同行業/職業的人，由於工作性質和所處環境不同，其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都可能有極大差異，即使他們就住在隔壁。例如教師和銷售主任肯定不同，做飲食的和做貿易的也肯定不同，等等。
　　
　　
一般來說，區域越小，人群之間的地區差別就越小，行業/職業差別相對越大；時代越進步，地區差別越小，行業/職業差別越大（社會分工越細緻深入）。因此在現代，在一個大國的層面，地區代表較多尚算合理，因為畢竟多數人和多數企業的主要活動範圍還是在一省或一州之內；越往下，地區代表應越少，行業/職業代表應越多，才能如實地反映社會結構和不同群體的不同訴求。
　　
　　
如果進行邏輯歸類，地區代表的事務通常和人們工作以外的時間有關，例如福利、教育、醫療衛生、公共設施（體育場、電影院、圖書館、公園......）、文娛活動等；行業/職業代表的事務則和人們的本職工作密切相關。就業是民生之本，人們總要先有工作才有收入，才有各種生活享受。因此，將行業/職業代表排除在外，不僅不符合社會的實際情況，更是有意無意地忽視選民最重要的核心利益。實際上，如果讓選民在地區組別和行業/職業組別中二選一，我相信70%以上的選民會選擇做行業/職業組別的選民，而非地區選民，因為理性的思考會讓他們明白到什麼才是對自己最重要的事務。如果不相信選民的理性和判斷力，任何選舉都無從談起；如果相信，多數人卻選擇做行業/職業選民而非地區選民，那麼泛民所堅持的取消功能組別，就是和民意背道而馳；所鼓吹的分區普選的意義，就是明明白白的誇大和誤導了。
　　
　　 有人會問，既然功能組別這樣好，怎麼西方國家還是分區普選為主，很少見功能組別的普選呢？難道他們也蠢得不明白其中道理嗎？
　　
　　
這裏主要是一個既得利益的問題，而非技術或成本上的原因。自然，鑒別一個人是否符合某個行業/職業的選民資格，要比按其居住地劃分更複雜，花費也更高，但並非不可行。一個人如果看重本行業/職業對自己的影響，也會積極配合提供證明材料。退一步說，即使不能全部選民都嚴格準確地劃分，簡單證明所帶來的誤差也不會很大，因為虛報、錯漏或頻繁跳槽的人始終還是少數。事實上，95年彭定康推行“新九組”直選時，也只是按港人在1991年申報的職業劃分選民資格。4年間多少人的工作發生了多少變化，又有多少材料是虛報或有錯漏的，就是忽略而過了。西方社會幾乎人人都有完善的納稅記錄，因此確定他們所在的行業/職業並不特別困難。
　　
　　
之所以很少功能組別的普選，是因為這些國家長期實行分區普選制度，已經造成了一個龐大而頑固的既得利益團體－－分區普選制度下當選的議員。這些人適應了分區普選的特點，如要實行功能組別普選，一來地區席位必定減少，既得利益必定稀釋，二來他們若轉投功能組別，則多數不能適應。因此，這些議員不約而同地對功能組別普選投反對票，又不斷發表各種攻擊功能組別的言論。如此，不但任何主張功能組別普選的議案不可能通過，甚至連提出的機會也沒有。而社會大眾受到這些人誤導，也真以為功能組別一無是處了。
　　
　　 事實上，由於長期實行單一的地區選舉制度，西方國家和社會已經出現了嚴重弊端：
　　
　　
1.按地區選舉產生的議員，必然無法保證其在某一行業/職業的專業性和熟悉程度；換言之，對於大多數行業/職業來說，他們都是外行。因此，當政府的政策或其他議員的議案有損於某行業利益時，他們無法識別和抵制；而當這些政策或議案有利於某行業發展時，他們還是不懂，也談不上支持和回應。是故，必然造成行政和立法之間，立法和立法之間，立法和社會之間的隔膜和衝突，難以形成良性互動。
　　
　　
當然，西方國家有一些補救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這種狀況。例如立法機關通常設有許多專業委員會，聘請社會各界的專家為他們提供意見；一個議會幾百號人，完全不懂行的情況不多見，總有一兩個“粗通”或“略懂”的，等等。
　　
　　
但是這些措施的效果是有限的，其弊端也是明顯的。專業委員會只是個諮詢機構，最終決定權還是在這些外行的議員手裏；它的存在大大增加了議會運作的成本，降低了效率，也容易導致刻意誤導議員，操縱表決的情形。例如，你請些什麼人來諮詢，他們是什麼樣的立場和水準，他們對議員“啟蒙”和引導的手法是否高明，很大程度上就決定了投票結果和議案最終的社會效果。這樣就為少數人操縱議會提供了方便和可能，從而與代議政制和民主理念的初衷南轅北轍。
　　
　　
至於那些“粗通”或“略懂”的議員，因為他們代表的只是所在地區，如果該地區沒有選民提出類似意見，或者該地區選民對該項事務不太關注，那麼他也沒有一定要管的責任；又或者他本身對問題的認知沒有選民迫切，也可能敷衍了事。反之，如果一個地區的選民很關注此等事務，即使這個議員是完全的外行，他還沒有搞懂這些事情，為了博得選民好感，也很可能迫不及待地亂髮議論和提案。因此，單一地區選舉制度下產生的議員，可以什麼都管，也可以什麼都不管，責任和權力劃分含糊不清。
　　
　　
如果同時存在地區議員和行業/職業議員，情況就大為改觀。選民既可向地區議員投訴，也可以向行業/職業議員投訴，不僅多了選擇，而且他們都有必然要管的責任。這些議員的工作重點和專長各不相同，可以起到相互補充，相互監督的作用。而那些企圖操縱議會，輸送利益或者損害特定群體的行為則可以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揭露和抑制。事實上，香港回歸以來雖然爭吵不斷，但基本維持了社會的繁榮穩定和各行各業的諒解協調，沒有出現臺灣那樣的混亂、對抗局面，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還有功能組別議員的存在。儘管這些議員多數不是普選產生，但其角色也決定了他必須為全行業/職業負責，接受全行業/職業的監督。
　　
　　
國內媒體為了揭露西方政治制度的“虛偽性”，常常樂於報導某某國家某某利益集團收買某某議員之類的新聞。其實，這種現象的發生正是由於功能組別缺位造成的。一方面，某些行業的正當利益沒人代表，沒人重視，某些企業只好出此“下策”來保護自己；另方面，如有某些特殊利益集團企圖不當得利而勾結議員，由於議員不對任何行業/職業負責，不必擔心因此影響自己的地位和連任，因為受損者只集中在某行業/職業而非他的選區。不要以為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就能解決這些問題。所謂輿論多數時候也是外行人說外行話，或不知情者的胡亂猜度，他們更不是權力機關；而精明的作惡者是不會蠢到給司法留下足夠證據的。退一萬步，司法調查和檢控即使最後成功，也必然是耗時費力，社會成本高昂，當事人負擔極為沉重。因此議員是否貪腐，是否謀私，將主要取決於他自身的道德操守，外部約束似有實無。當然，許多時候議員也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辨別這種企圖，他們被誤導和利用的情況更多。
　　
　　
2.由於按地區劃分選舉，候選人為爭取當選，在位者為爭取連任，勢必不斷許諾增加該地區的福利和公共建設投入（所謂地區議題或“八小時以外”的事務也多是此類）。每個地區，每個議員都如此，勢必造成整個社會的福利水準和公共開支無限制地拉高，遠遠超出自身經濟能力的允許，帶來嚴重後果。
　　
　　
為什麼會發生次貸危機和金融海嘯？由於美國也是單一的分區選舉，議員和一些地區選民互相呼應，不負責任地竭力拉高本地區福利水準。美國政府面臨來自議會和民間的強大壓力，但它自身標榜的自由市場傳統和低稅率政策又使它難以仿效歐洲國家的高福利。於是，美國政府指示兩房低息大量貸款給經營房貸的金融機構，後者再貸給所謂“次級貸款者”（實質是不合格貸款者）；美聯儲也長期以低利率配合。這就為次貸“爆煲”埋下了地雷。進一步地，由於美國政府迫使金融機構承擔了它們本來不應該承擔的風險，作為補償，也就只好放鬆監管，鼓勵通過“金融創新”，把這些垃圾資產包裝和炒作，將風險轉移出去。這又為危機的急劇擴大和惡化，為金融海嘯的爆發掃清了障礙。眼花繚亂的現象背後是深刻的因果鏈。次貸危機和金融海嘯是企圖以市場方法實現福利制度功能的結果，而歸根結底，正是選舉制度不合理，導致議會力量失衡和左翼民粹氾濫的結果。
　　
　　
3.只按地區劃分選舉，必然造就一大批模式和類型相似的人，這些人好聽一點叫做“職業政治活動家”，難聽一點是“投機政客”，通俗一點就是“專吃政治飯”的人。請注意，我並非一概否定此類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通常這些人學習、溝通、表達和鼓動的能力也較強，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專業知識的不足。但如果只有這類人，這個議會是畸形的，弄不好還是烏煙瘴氣的，其所代表的“民意”也是歪曲的。
　　

這是因為分區選舉，候選人要當選，必然要在該選區積極曝光。平時要不斷做服務市民，拜訪市民，為民請命之類的工作（也可稱為“親民秀show”），競選時要到處宣傳造勢，如此這般。候選人要有充足的業餘時間，同時在性格、能力上也要有一定的特點，才能適應這類活動。因此長期堅持單一分區選舉模式的結果，就是只有這樣一類人當選，而具有其他能力和專長的人，或本職工作不允許有太多空閒時間的人沒有辦法晉身議會，發出自己的聲音。
　　
　　
作為代表整體公平的議會，社會各界的均衡參與和容納不同類型、特點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職業政治活動家”是必需和有益的，但各行各業的專業人才更是必需和有益的。香港本身就有區議會和大量區議員，一般的服務市民工作完全可以由區議員去做，立法會議員應更多地著眼於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這對他們的專業知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一個隻由同一模式和類型的人組成的議會是肯定不勝任的。典型的例子是，“大狀”（大律師，即可以打刑事官司的律師）梁家傑07年在和曾蔭權競選特首的辯論中，對香港當時2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性質這樣一個基本問題一竅不通，以為是可以隨便拿來“派糖”（搞福利）的錢。其實那是為了維持港元與美元聯繫匯率所必需的準備金，無論法理上還是操作上都是不能輕易動用的。
　　
　　
4.只按地區劃分選舉，勢必使當選議員片面強調本地區的利益和特殊性；人人如此，勢必誇大地區差別，製造地區矛盾，導致法律和政策的短視和短期化，最終還可能釀成地區分裂。歐洲各國主要以單一民族構成，依然存在大量的地區矛盾。前南斯拉夫和前蘇聯就不必說了，象捷克斯洛伐克，其建立是在一戰以後，當時並沒有外部的強迫，這兩個民族也非常相似，一起生活了70多年還是要分家。英格蘭和蘇格蘭統一了400多年，都使用英語，近年蘇格蘭的分離勢力也在不斷抬頭。究其原因，也是單一的分地區選舉模式導致。工黨布雷爾執政期間，為討好蘇格蘭選民恢復了取消300年的蘇格蘭議會，進一步助長了蘇格蘭的分離傾向。如果說以上國家的確還是存在族群差別的話，香港這樣一個彈丸之地卻人為製造和誇大地區差別，那就不僅荒謬透頂，更是有害無益。
　　
　　
另外，分區選舉的議員傾向于將越來越多純粹的地區事務和議題帶進立法會，干擾正事，降低效率，浪費資源和會議的寶貴時間，這一點已經被不少香港人認識和提及，故不多述。但請注意，香港是在還有50%的功能組別議員時就產生這樣的問題。同時，分區選舉還可能引來當地灰色甚至黑色勢力的介入，干擾選舉秩序，破壞選舉公正。這在全局範圍的選舉（如功能組別）中很難出現，因為灰黑勢力通常只集中在某些地方，他們的力量不足以改變全局選舉結果，不值得冒險去做。雖然類似情況在香港很少發生，但在臺灣則時有所聞。最後，各政治派別為了爭奪議席，經常出現住在A區的人“空投”到B區參選的情形。請問這樣的人對該區熟悉多少？貢獻多少？如此分區選舉不是笑話又是什麼？
　　
　　 現在再來看看泛民對功能組別的非議，幾乎無一站得住腳：
　　
　　
其一、所謂功能組別不能囊括所有選民，有違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則。這可以通過調整和增加新組別來解決。例如個體工商戶、自由職業者、失業者、家庭主婦等等，可以用“其他”組別覆蓋之。泛民也知道這條理由不太有說服力，近年也少提了。
　　
　　
其二、所謂功能組別議員經常和政府一致，起不到監督政府的作用。這一點又是泛民的膚淺和狹隘了。難道支持政府的某項政策就一定是“保皇”？總和政府對著幹才是“民主”？該支持的支持，該反對的反對，那才是正確的態度。如果功能組別議員和政府的一致性的確較地區議員為多的話，那不是他們刻意巴結政府，而是按行業分類選出來的人，通常是管理者出身，而政府也是管理者，管理者和管理者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關注點當然更多相似。自然，議會裏必須有被管理者的聲音，但也必須有管理者的聲音。
　　
　　
其三、所謂功能組別製造行業/職業矛盾，分裂社會。這完全是泛民的無知。如前所述，現代社會中主要差別是行業/職業的差別，分工細密，隔行如隔山，種種誤解和矛盾本來就是存在的。功能組別的存在只是真實反映了這種矛盾，並給他們一個適當的互相碰撞，互相瞭解和達成共識的途徑。當議會只有地區議員時，現實存在的行業/職業矛盾就被忽視和掩蓋，反而無端製造和誇大了許多地區矛盾。兩相比較，孰優孰劣，應是一目了然。
　　
　　
因此泛民對功能組別的抨擊，唯有“小圈子選舉”可以一議。但既然如此，為什麼又要反對功能組別普選呢？可見“小圈子選舉”也是一個藉口，真正的原因是，如果按行業/職業分類選舉，泛民難佔優勢。例如95年彭定康搞“新九組”直選。當時香港人心不穩，人們對前途充滿疑慮，老彭和港英政府也高調民主給泛民（當時的保皇）打氣，整個大形勢非常有利於泛民（當時的保皇）。但“新九組”的選舉結果，依然有近半數的當選議員非泛民（當時的保皇）背景。如今較為安定和緩解的氣氛下，泛民就更難在功能組別占到便宜。
　　
　　
這要從泛民的社會基礎說起。泛民的主要構成是中產階層內，職業性質較為自由的那些人，例如律師、會計師、教師、傳媒工作者、時事評論員、社會工作者等等，外加5~10%“憤怒的一群”，即對社會和政府極端不滿者。“自由中產”的特點是，個人的專業修養可能不錯，自視也甚高，但在組織中卻經常不屬於核心決策層。例如企業都有會計/出納，人事/行政經理，很多也有專門的法務代表，但在多數老闆看來，這些只是輔助性工作，他最看重的還是銷售、生產、研發等和主營業務流程直接相關的人。因此自由中產頗感落差，漸漸萌生對組織和社會的不滿；缺乏領導崗位的經驗又使他們難以從管理者的角度現實、理性地思考問題。於是自由中產經常表現出一種激進改革，高調民主的態度，認為他們的才能和抱負不得施展，都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致。
　　
　　
其實自由中產大可不必牢騷若此，上帝是公平的，只是你有沒有智慧認識到這種公平。例如“法務代表”在許多企業可能都是不太重要的角色，但法律行業的通配性很強，就業的選擇餘地很大，基本沒有失業之虞（水準太差者除外）。並且，這個職業獨立發展的可能性和前景也比許多行當遠為優越。自由中產所從事的職業大多具有以上性質。相對地，一個建築工程師和一個電子工程師就無法互換，一個零售業的銷售經理和一個製造業的銷售經理也難以通配。那些因企業衰落倒閉而失意失業的人又當如何計算呢？
　　
　　
泛民成員的這些特點，使他們很適應分區選舉的要求－－較多的業餘時間，較強的演講、說服和鼓動能力，等等。但若按行業/職業分類，他們的優勢就蕩然無存了。首先，某個行業內知名度最高的當然是老闆和高管，或所謂工商界人士；其次，泛民成員普遍在行業內不居要位，自然也就無法領略該行業的真正奧妙。內行對內行，比的不是誰的口才好，誰的口號漂亮，而是誰對行業的瞭解更深入，更全面；誰的意見更專業，更能抓住要害。以上方面泛民成員是無法和工商界人士比的，因此即使普選功能組別，泛民也難佔便宜。
　　
　　
不過香港工商界人士普遍有一種憂慮：如果普選功能組別，由於中下層雇員（被管理者）總是占大多數，選出來的人就可能和他們（管理者）格格不入，不能代表，甚至刻意損害他們的正當權益。這個擔憂並非沒有道理。95年彭定康搞的“新九組”直選，原為工地判頭（即包工頭）的曾健成（俗稱阿牛）就被選為“漁農、礦產、能源及建造界”的代表。試問草根出身的阿牛和李嘉誠、李紹基之類的地產大佬能有多少共識？和香港電燈、中華電力兩家專營了幾十年的電力供應商又如何“有得傾”？阿牛若要維護基層，必將和這些業界大佬衝突；若和他們妥協，又將被基層視為背叛而唾駡。所以他要“打好這份工”，實在是勉為其難。阿牛的特點更適合做勞工界代表，或者地區代表（後來也多次參選立法會地區代表，但沒有成功）。
　　
　　
因此部份工商界人士堅持保留“小圈子選舉”，其實是對現有選舉制度的缺陷－－亂拉郎配，隨意組合的一種反彈。不過，這種人為地排除行內大多數人的粗暴手法，和現代文明的原則和精神嚴重對立，是不堪一擊，沒有前途的。工商界人士對此必須清醒認識，毅然放棄。
　　
　　
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懂得，行業和職業對人的不同影響。一般地，某人在某行內職位越高，要求他的專業水準也越高，其對行業的忠誠度也越高，因為行業的利益與切身利益關聯度越高。相反，許多基層職位都是流動性大，要求不高，雇員稍加培訓就可以上崗的。社會對其所在職業的重視與否，對基層雇員來說，利益關係遠大於所在行業。
　　
　　
因此功能組別普選能否為社會各界都接受，能否取得理想的效果，關鍵在於組別設計。如果一個人可以很方便地在所屬行業、職業和地區之間三選一，那麼首先大批基層雇員會理性地認識到，職業對自己更利害攸關，從而選擇做某一職業的選民；然後地區選舉也會分流相當部份選民；最後剩下來的那些行業選民，即使工商界人士仍然是少數，但既然他們認為行業是對自己最重要的事務，那麼首先就不能人為地將他們排斥；其次，他們也會更瞭解這個行業，更珍愛這個行業，更傾向於從行業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出發考量和選擇，而非逞一時之快。如此，加上工商界人士具有的天然優勢，如果他們還是害怕普選，還是沒有信心，那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不值得同情。同時，由於選擇行業、職業或地區是選民的自願，泛民即使極不樂意也不敢再多聲氣了。
　　
　　 我對將來香港立法會普選的設計如下：
　　
　　
假設2018年（或2020年，按人大指示為准）香港普選立法會，共有100個議席。其中20席地區代表和20席功能組別（行業和職業合稱）代表為基本議席，另外60席為附加，根據該選舉組別得票比例進行分配。一人一票，可以而且只能在地區、行業、職業之中三選一投票。
　　
　　
例如：假設有一個選區叫“港島東”，該區選民占全部選民的15%，則基本席有20*0.15=3席。如在最後投票中，實際投“港島東”地區候選人的票占總票數的5%，則該區可再獲得60*0.05=3席附加，合共6席。此6席再根據該區各候選人的得票率分配和決定當選者。
　　
　　
為避免某些組別投票人和議席過多而失衡，可對附加議席上限作出規定。如前，每組別平均附加議席為基本議席的1.5倍，可設3倍為上限。例如：假設有一個功能組別為“傳媒娛樂業”，其基本議席為1席，但實際投票中8%的選民投了它的票，那麼該組別最多也只能增加3席（而非60*0.08=4.8，取5席），共4席。然後扣除這3席和8%的選票，其餘57席再按比例分配，如再有超出上限者則重複如此進行。
　　
　　
這個選舉辦法除了可以保證各方面（建制、泛民和其他）的底線要求外，最重要的是，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敢再對選舉結果說三道四。這是目前看來唯一可能解決爭議的方案。此外，它還有諸多好處：
　　
　　
1.由於每個選舉組別的議席數量可伸縮，競選者就負有為本組別，也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的壓力和動力，從而那些惡意攻擊，互相拆臺甚至栽贓構陷的行為將得到極大抑制，競選者將以更積極，更正面的態度參選，爭取共贏而不是鬥個你死我活。反之，如果固定了“餡餅”的大小，你多一塊我就少一塊，以上負面現象就會越演越烈。
　　
　　
國內一些人，尤其是左派同志經常批判“以經濟發展為中心”這條中央堅定不移的基本路線。他們哪里懂得，經濟不發展，就意味著社會財富不再增加。人們喪失了從增量財富中獲利的可能，只有拼命爭奪存量財富。因此，一個經濟停滯的社會必定動盪不安，矛盾尖銳，人們的生命財產隨時面臨嚴重威脅。好的制度使鬼變人，壞的制度使人變鬼，有幾個人懂得這樣思考？更有幾個人懂得這樣設計呢？？
　　
　　
2.某個組別的參選者，其競爭對手不僅來自組內，也來自組外，而組外的競爭對手卻是不確定，不可知的。這就迫使參選者只能專心為本組別的發展多做“有益和有建設性”的工作，而不是專心去打擊對手，因為大多數“對手”根本不知道是誰，最大的“對手”也很可能不是組內人。這就有點象乾隆發明的秘密立儲制度。這個制度以前，皇位的爭奪充滿血腥；這個制度之後就平和了許多。
　　
　　
3.由於每個組別議席的數量不確定，這就極大地考驗各政黨和團體對真實民意的把握能力。自以為是，錯投資源的政黨將遭到嚴重失敗，從而迫使他們更加接近市民，更加不敢高高在上享清福。同時，選舉結果也為選民所關注的問題作了準確的指示，有利於政府參考施政。
　　
　　
4.關鍵是，選舉結果既照顧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更真實地體現了社會結構和民意所歸。在人們更關注，投票更多的行業、職業或地區安排更多的議席，順理成章，比任何人為劃定都更好更有說服力，更符合民主政治的宗旨。
　　
　　 5. ...，....（請網友補充）
　　
　　
另外，目前分區選舉本身也需要改革。區數明顯過少，區域明顯過大。如“港島區”是一個獨立選區，但港島卻是香港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繁榮的區域。打死我也不相信那些議員能服務整個港島那麼多的人。這種大分區的結果，是專心為市民服務的人得不到應有的議席和肯定，而名氣大的人可以隨便“空投”參選，也往往能選上。選區越大，社會工作就越不重要，名氣就越關鍵。這和地區議員的角色定位明顯不符，也是獎懶罰勤，打擊為市民服務熱情的錯誤制度。
　　
　　
這個荒唐的分區辦法，我個人猜測，是建制和泛民兩個主要政黨，民建聯和民主黨暗中交易的結果。彭定康時代搞小選區和單議席單票制，民建聯不利；回歸後搞比例代表制，民主黨不利。於是搞出個大選區比例代表制，民主黨基層薄弱，但有知名度的優勢，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比例代表制下的損失。但這就對那些長期專心做社會工作的小政黨和獨立候選人不公平了。
　　
　　
最後，現代政黨政治固有其優勢和必需，但也帶來許多弊端。象臺灣那樣激烈對抗甚至暴力衝突的場面，我相信大多數國內人是不願意看到也不以為然的。究其原因，是政黨勝選後掌握的權力過大，誘惑過大，從而驅使人們忘乎所以。有些國家如俄羅斯已實現司法機構的非黨化，政黨人士不得擔任法官，檢察官等等，但遠遠不夠。以美國為例，我認為正副總統、國務卿、主要內閣部長、議會議長、各州州長、高級軍官等都必須在上任前宣佈退出任何政治組織。自然，他們信奉什麼思想，喜歡用些什麼人，那是他們的自由。但這至少可以時刻提醒他們，保持公共權力的中立性和全民性是最重要的；同時也時刻提醒任何政黨，它們都是民間組織，它們都是特殊利益團體，盡可能減少它們的非份之想和非份之舉（利用政黨的組織關係干涉公權）。
　　　　

2012年立法會選舉, 有 1,838,722個人在地方選舉投了票, 佔選民人數的 53.05 % .

其中1,810,983地方選舉的票有效, 白票或廢票有 27,739 張.

地方選舉中泛民. 中間及建制的得票如下:

港島區----

181,292 (54.81%) ; 3,744(1.13%) ; 145,729(44.06%) 總票數係 330,765

九龍西----

143,166 (61.69%) ; 7,004(3.02%) ; 81,911(35.29%) 總票數係 232,081

九龍東----

154,734 (54.33%) ; 3,263(1.15%) ; 126,785(44.52%) 總票數係 284,782

新界西----

272,166 (54.59%) ; 39,569(7.94%) ; 186,875(37.48%) 總票數係 498,610

新界東----

256,623 (55.22%) ; 41,544(8.94%) ; 166,578(35.84%) 總票數係 464,745

全港計----

1,007,981 (55.66%) ; 95,124(5.25%) ; 707,878(39.09%) 總票數係 1,810,983

香港地方選舉行比例代表制, 如根據上表咁泛民. 中間及建制的立法會議席應如下:

港島區 7席----4/0/3 但實際上變成 3/0/4

九龍西 5席----3/0/2 而實際上亦係 3/0/2

九龍東 5席----3/0/2 但實際上變成 2/0/3

新界西 9席----5/1/3 但實際上變成 4/0/5

新界東 9席----5/1/3 但實際上變成 6/0/3

全港計 35席----19~20/2/13~14 但實際上變成 18/0/17

中間差果幾席的原因,係泛民自視過高配票失敗, 山頭主義鬼打鬼互不相讓.

如果2016地方選舉的議席及產生方法無變，而假設泛民各派繼續狗咬狗骨，咁我預估下列情況會發生：

1 登記選民達3.7M

2 投票率有 5成半

3 投票人數突破 2M

4 泛民总得票與 2012年相约，但得票率跌到得5成。

5 建制派总得票有少少增長，我估計过 80万票，有突破4成的可能。

6 走中間温和路線的獨立候選人會當選，下列人士係我心水，包括方國珊及龐愛蘭，而自由黨若找劉健儀重新披甲轉戰九龍西，可修成正果，望田少考慮愚見。

若果我的估算真的实現，咁地方選舉的議席分佈会变成泛民 16 席，中間派 2 席，建制派 17 席。

那麼香港就可從新上路，希望各選民俾一個机会自己！

以前香港有人提出“兩院制”和“一人兩票”。兩院制的低效率明顯不適合香港情況，兩院爭做老大，勢必損害香港安定。況且，泛民既然反對任何非普選的方案，也就必定反對任何一個議院由非普選專業人士組成。“一人兩票”看似兼顧了“八小時內”和“八小時外”，但地區代表和功能組別代表的比例劃分又將爭吵不休；基層選民分流減少，不利行業選舉的代表性。

　　基層選民分流減少，不利行業選舉的代表性－－所謂代表性應如此理解：那些不僅身在某行業（或職業、地區），而且視之為對己最重要，利益最攸關的事務之人的代表。
　　
　　　　
　　對不起，我為自己剛才的粗魯向你道歉。
　　功能組別的存在會產生真正的利益代言人。
　　電網的利益訴求如果得不到滿足，其後面必然伴隨電網員工的消極怠工。
　　均對的利益訴求如果得不到滿足，其後面必然伴隨軍人的消極怠工，
　　醫院的利益訴求如果得不到滿足，其後面必然伴隨醫生的消極怠工，
　　……
　　　一個個龐大的壟斷集團必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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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對何為壟斷和消極怠工的理解我和不同。
　　
　　例如現在國內很多人罵醫生，但醫生（特別是基層的醫護人員）也一肚子苦水：我的工作又髒又累又高風險，可就那麼點工資。。。所以各行各業的利益訴求裏很可能都有合理成分，當然也會有不合理成分。沒關係，都抖出來，讓公議去判斷好了。一個行業一兩個代表，議會裏不會占多數，最後只會是那些真正合理的訴求才能獲得多數議員和公眾的支持。而首先是要有人代表他們把這一切不斷說，說清楚。

　　任何人，任何行業，只要他合理的訴求得不到滿足，都會消極怠工，或者上街示威，不管是否存在行業代表議員。存在行業代表議員的時候，至少大部份訴求都能有適當途徑提出，至少可以起到提醒社會注意的作用。相反，沒有這種議員，一肚子屈悶得不到宣洩，而且覺得公眾不理解他，議會裏又沒有人支持他，越憋越壞。說到壟斷，由一幫巧舌如簧的投機政客霸佔議會是不是壟斷？？
　　
　　請仔細閱讀主貼。不要讓對現實的不滿干擾理性思辨。西方制度的確還有許多缺點，研究好這些問題對民主只會有利無弊。
　　

樓主的“功能選舉”理論看似好，但其實基本就是一不可操作的制度，如果勉強操作，一定會變成現在任大制度那樣的集權-寡投體制。道理很簡單：
　　1.怎麼界定，由誰界定某個選舉的“功能集團”？理髮師群體是該單算一個功能選民群體，還是該和開小店的、賣油條的一起算一個“個體工商戶”群體？根本沒有標準。
　　2.怎麼確定各個“功能集團”之間的相對重要性並決定票數分配？有人說石油業利稅多，所以重要，應當多分配一些票；有人說農業就業人口大，所以重要，應當多一些票。同樣根本沒有標準。
　　3.由於社會形勢變化，過去的“功能集團”有很多削弱甚至消失了，而同時卻出現了新的強大利益集團，那時候怎麼辦？要既得利益集團重劃集團界限和票數？有多大可能性？
　　所以說，功能選舉制要麼根本無法操作，要操作的話，還是必須由一個絕對權威的老大來決定誰是投票功能集團，誰多少票，什麼時候重劃。這根本不是民住，是鬧劇。
　　這也就是在西方“功能組別”為何幾乎絕跡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人家比你傻，或者有什麼既得利益，而是“功能選舉”這東西，在高度複雜且變動劇烈的現代社會，根本不可能和民主原則相容。

　　　　　　
　　誠然，像功能組別那種等級協商制（另一種例子就是中世紀歐洲各國的等級議會），在相對靜止和同質的傳統農業社會，也勉強算是一種民主形式，或至少是民主的雛形。但這種東西放在現代社會，已經不可能再適應民主原則了。要在現代實行等級協商，只會蛻變為寡頭政治的遮羞布。

　　　　
　　樓主的見解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如何劃分“功能組別”呢？俗語說三百六十行，可現在遠遠不止，難道要設2000個立法委員們來代表這些多餘牛毛的行業嗎？
　　
　　分區選舉儘管有很大的弊端，但也是唯一可行能為大家接受的方案。
　　
　　建議兩院制，上院大選區制保留一小部分“功能組別”的席位，留點席位給李嘉誠們發發自己的聲音。下院小選區制，全部直選。兩院衝突，以下院為主。兩院相互監督，這是西方多年民主的經驗，值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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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17/18/19樓：
　　
　　請仔細閱讀主貼。功能組別固然界定不易，變化也很多，但我的方案並不是由一個“超級權威”去劃定，而是主要由選民決定。
　　
　　假設“超級權威”為維護某個衰落行業的利益而人為給它更多的基本議席，但由於事實上它是衰落了，它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小了，對人們的利益相關度也小了，自然更少的人投它的票。那麼它就不可能獲得附加議席。
　　
　　相反，那些新興行業，人們趨之若鶩，所占議席會越來越多。久而久之，議會的形勢就會改變，沒落行業最終被淘汰。因此該方案具有自動糾錯的功能。
　　
　　
　　建議兩院制，上院大選區制保留一小部分“功能組別”的席位，留點席位給李嘉誠們發發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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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誠們憑什麼要獨佔一席，自動當選呢？
　　
　　行業普選是必須的，但應有一種機制自動分流那些和行業利益相關度低的人。這樣的人也去投票，往往就是逞一時之快，不會顧全大局。所以讓地區和職業的選項讓他們自動分流出去，我認為這是很巧妙也很合理的機制。
　　
　　同樣，對於地區選舉和職業選舉，也是自動分流了那些利益相關度低，不太熱愛本地區，本職業的人，因此這種方式下，無論行業/職業/地區代表的代表性都是最高的。
　　
　　
　　誠然，像功能組別那種等級協商制（另一種例子就是中世紀歐洲各國的等級議會），在相對靜止和同質的傳統農業社會，也勉強算是一種民主形式，或至少是民主的雛形。但這種東西放在現代社會，已經不可能再適應民主原則了。要在現代實行等級協商，只會蛻變為寡頭政治的遮羞布。
　　＝＝＝＝＝＝＝＝＝＝＝＝＝＝＝＝＝＝＝＝＝＝＝＝＝＝＝＝
　　這並不是功能組別的理念不可取，而是舊機制缺乏自動糾錯功能，所以才形成各種弊端。再請詳細研究主貼。
　　
　　　我的方案對那些專心為市民服務的小政黨和獨立人士也是有利的。在現行選舉制度下，小政黨缺乏足夠的資源去宣傳動員，經常鬥不過那些大党政治明星，造成議會中少數大党的寡頭壟斷。
　　
　　而實行地區/行業/職業三選一投票後，地區票將大大減少，大党的明星效應降低，而踏踏實實長期做地區工作的小政黨人都是些“鐵票”，這樣即使還是大選區也能選上。

　　我的方案不但是使選民更專業，也是使候選人更專業。
　　任何組織，不管是企業還是政黨，大了就會官僚，就會有一班專門投機取巧為能事的人。
　　在現在的制度下，一些大党的候選人，不需要做好服務選民的工作，只要站對隊，跟對大佬，就能順風順水當選。這對選民是否有利？？對民主是否有利？？
　　而在行業/職業/地區三選一的投票下，選民必然對候選人要求更嚴格，只有那些真心實意為選民，不管是地區選民，行業選民還是職業選民服務，做出過實際貢獻的人才有可能當選。
　　
　　　　
　　泛民過去對民主的確有重要貢獻，但現在已經越來越鑽牛角尖。此點令人擔憂。
　　那些老在抱怨沒有民主的人，可曾想過以下問題：
　　現代文明有兩個主要成果：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
　　兩者的理想和現實都有距離，但當今世界上，拒絕市場經濟的國家寥寥無幾，拒絕民主政治的國家大有其在。正如在論壇上，懷疑民主政治的人也要比懷疑市場經濟的人更多。
　　何解？？如果總是用強權高壓和民眾愚昧之類的理由解釋，那是偷懶，是膚淺，更是不負責任。
　　事實是，民主政治實踐的結果與其理論描繪的反差，遠較市場經濟為大。
　　

這才使很多攻擊民主的人找到藉口，也讓懷疑民主的人對錯難分。光是會喊喊口號，有什麼用？光是會說民主總比不民主好，選舉總比不選舉好，有什麼用？？
　　
　　南斯拉夫為什麼內戰？這幾個民族過去雖有恩怨，但已經一起和平生活了幾十年，就算分家也不至於此。
　　就是因為在前南時代，雖然意識形態是單一的，但這不妨礙他們的地區選舉是真實的，前南是當時東歐最接近西方制度的國家。
　　這些真實代表地區和族群利益的候選人為了競選，不惜誇大地區和族群的矛盾，大講本族群的“悲情”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擴大地區和族群的裂痕。當選後則更是斤斤計較，寸土必爭。
　　鐵托在生時尚能靠權威壓制這種矛盾，鐵托一死就不可收拾。
　　由此可見一個沒有制衡的，單一的分區選舉，可能出現的後果是多麼可怕。
　　香港也有10%非華裔居民，難保將來不會出什麼事。24樓你想過嗎？？
　　
　　　　
　　因此本貼試圖解答兩個重要問題，也是死結問題：
　　1.在社會層面，如何使資本家和精英階層也贊成民主普選？
　　2.在國家層面，如何在民主化的進程中避免分裂？
　　還有一個問題是很多人沒有想到而必須回答的：
　　3.民主化進程中及實現後，如何避免民粹思潮的氾濫，避免墮入福利陷阱。

這個說法不可行。按照樓主的設計，議會裏有60%的席位是按各組別得票比例分配的，選民可以任投地區、行業、職業（不知這行業和職業如何區分）一種票。但假設某個選民只看好候選人A，一定要投他的票，而此人既是港島東候選人，又屬於某個功能組別，比如律師。這時候該選民算是投了哪種票呢？如果說A只能或者登記為地區候選人，或者登記為功能候選人，那麼就是候選人自己的登記決定哪個組別能得更多的附加票，而不是像樓主說的那種選民決定，自動糾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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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把候選人的明星效應看得過重。什麼叫做一定要投A的票？這種是鐵票，而實際上鐵票總是少數的。如果鐵票是多數，小政黨人就不會經常落選。
　　明星效應在現行大分區選舉制下的確被放大，但在三選一選舉中肯定會減弱。並且，在存在行業/職業選擇的情況下，選民的考量點肯定會改變。
　　因此你說的情況會有，但不會占多數。
　　
　　　
　　還有，功能組別普選本身就是更不可行的。既然樓主認為功能組別的優勢在於能提供專業意見，表達專業聲音，那麼如果由組別之外的人來決定組別內候選人哪個上哪個下，這優勢豈不蕩然無存。這樣，功能組別普選不但沒什麼優勢可言，反而又加上把社會利益群體的政治勢力固定化這種劣勢（哪怕一個功能組全體只占人口1%，也可能被固定分配10%的議席），非常不合理。但如果不這麼弄，退回現在的小圈子選舉制度，那麼還是會出現我說的功能組別怎麼界定，怎麼分票，怎麼重劃的問題——你總不能指望小圈子自己削減自己的票數，自己把自己消滅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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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全是提供專業意見。功能組別的議員要從本行業/職業的整體出發考慮問題，並非比較誰的專業水準更高，例如哪個醫生醫術更高。這不應由選舉決定。
　　但是，功能組別議員既要作整體考量，必要的專業知識和對本行業的熟悉又是必須的，而地區選舉連這種最低專業和認知要求也無法保證，從責任上更無明確的承擔。
　　沒有一種制度是盡善盡美的，我們只能追求更好。假如真有1%的人占10%基本席，那麼至少在附加席中可以得到糾正。而這些人在議會中必然不佔優勢，佔優勢的人就會不斷提出這個問題，那麼在以後的組別劃分中就會逐漸接近真實。我的意思是，基本席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基本席的變化當然要比附加席的變化更慎重，門檻更高。
　　目前香港還是各種政治勢力相對均衡的局面，可以相信劃分功能組別選民時，也不會至於太離譜。
　　
　　
　　 所以說，功能選舉看起來很美，但其實根本不可行。樓主的憂慮其實很清楚，就是怕工商界高層在將來的民主政治中不但不能擴大，反而失去現在的政治影響力，任憑一群中產出身的政客擺佈。其實解決這個問題看的不是票數，是辯論。只要工商界的訴求真的正當，就可以通過傳媒在輿論中占上風，議會中的政黨哪怕出身中產，也不敢棄明顯的正當要求不顧，完全為自己階層謀私利。這才是真正健全的民主制。相反，如果搞所謂功能選舉，那麼人民反而會強烈地感覺到議員僅僅代表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根本不代表公益，所以議會中的多數派會更加無情地壓迫少數派，因為後者維護自己小圈子利益不可能有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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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會不缺辯論，工商界也不缺亮相發言的機會。他們需要的是有在議會中的代表，如果不是偏袒他們的代表，至少也是中立的，能從行業整體利益出發的代表。
　　有沒有代表是差很遠的。有代表至少能提出議案，沒有代表就只好求爺爺告奶奶，或者如國內媒體所宣傳，某某利益集團收買某某議員。
　　如其讓這些潛規則和暗箱操作盛行（工商界有錢，絕對有條件這樣做，只是敢不敢這樣做），還不如直接選出他們認可的代表。
　　另外，你太高看所謂辯論的作用了。不要說別的，就看凱迪，左派右派中間派騎牆派激進派保皇派自由派文革派......亂哄哄地辯論了多少年？又辯明白了多少問題？？辯出了多少共識？？？

　　我再更正補充一下自己的看法，上院保留一小部分“功能組別”的席位，是為了照顧行業精英的利益，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舞臺，也符合政治是妥協的產物這一歷史定律，其實在歐美，上院議員不少席位是保留給特定人群的，像美國一般全部直選也是特例，但我強調“功能組別”裏每個組所代表的議員也應該在公平公開可監督的情況下在自己的協會組織內選舉，組織外的人要參與監督。
　　
　　主張兩院制，上院2/3由大選區直選產生，選區一定要大，全港劃個5-6個區域就夠了，以避免地方利益掣肘，議員個人名義參選，不可以有政黨支持，有政黨支持的話一律取消選舉資格，這樣的話容易產生社會聲望高有地位，能擺脫政黨牽絆的所謂“開明紳士”議員們。上院1/3保留給“功能組別”們，讓他們能代表行業利益。
　　
　　下院小選區制度和政黨比例代表結合，下院2/3給小選區直選，支持小選區再劃小一點，讓更多代表底層民眾的好人能出頭，下院1/3給政黨，類似於德國和日本的選舉，按政黨得票比例分配席位，也使得政黨有自己的發言權。
　　
　　上院下院互相牽制監督，但下院權重。任何決議都應該上下兩院通過，下院提出的議案，1/2通過，上院1/2通過就算成功。上院提出的議案，1/2通過，下院2/3通過才算成功。下院提出的議案，1/2通過，上院不通過，下院可以再次2/3強行通過。這樣的話讓下院能有更大的權利。
　　
　　行業/職業/地區代表不是不好，但幾乎沒可操作性，反正沒看到哪個國家成功嘗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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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34樓：
　　
　　兩院制效率太低，關係不容易處理好，又浪費資源，用在一個國家是可以承受的，因為此時均衡和穩定是第一要務，用在香港，難免是大炮打蚊子的感覺。
　　
　　何況：
　　1.泛民不會接受保留非直選議席；
　　2.泛民（包括建制）大概也不會接受你提出的議案表決程式；
　　3.我認為這種形式仍沒有真實反映人群按行業/職業分類和不同利益訴求的情況。
　　4.按照你的方案，將造成和誇大少數精英寡頭（功能組別）和普羅大眾（下院）的對立，而不是精英融合于大眾中。
　　
　　
　　第一個問題說明你其實也承認資本家和精英在我國現有體制下比一般草根大眾擁有更大的政治話語權和影響力，雖然不是通過議會選舉獲得的。這個問題很簡單：等他們覺得現行體制中的政治貴族對他們的擠壓超過了他們對大眾民主的恐懼，他們就會站到民主派一邊，贊成民主普選。看看近幾年的國進民退就知道了，這一天不會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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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我比你悲觀。毛主席常教導我們，資產階級是軟弱的，搖擺的，兩面的。。。你這麼快就忘了？以一種恐懼來戰勝另一種恐懼，是非常消極的辦法，其可能產生的社會成本和負面因素無法估量。如果有更好的選擇，為何不試？
　　
　
　　第二個問題說的是避免社會分裂。很遺憾，這個確實沒有太好的辦法，而主要取決於民主化之前族群矛盾積累到一個什麼程度。如果程度很高，那麼糟糕結局也許不可避免。我們只能期望經濟和文化聯繫，以及理性的交流論辯可以將族群情緒控制在不致爆炸的水準上。這個要看運氣。但無論如何，高壓只會積累新的矛盾，而民主化才是減壓的過程。那些高壓統治瓦解卻沒有經歷土生民主化的地方，如索馬里阿富汗，族群矛盾更慘烈。
　　＝＝＝＝＝＝＝＝＝＝＝＝＝＝＝＝＝＝＝＝＝＝
　　你這裏沒有回答任何問題，就是聽天由命的意思。這不是一種積極的選擇。
　　
　　　　
　　第三個問題說的是民粹思潮。民粹說白了就是底層草根實行大規模社會資源再分配的訴求。這種情緒之所以產生，還是因為之前的威權政府為求其他目標，犧牲底層利益太過導致的。尤其是，如果草根不相信社會能給他合理的發展機會和空間，他沒有希望通過市場提升社會地位，民粹情緒就會特別強烈。為了安撫這種情緒，首先當然是健全法治，改善交易環境，但短期內可以考慮對那些違法最嚴重、民憤最大的權錢一體者進行清算，讓他們把侵佔的社會資源交還給社會。這不僅是必要的，也是正當的，不要說這也是民粹。只要能注意不擴大打擊面，嚴格依法行事，尤其是確保不要反復搞運動，這就是利大於弊，也能夠起到很好的消除安撫民粹情緒的作用。

　　＝＝＝＝＝＝＝＝＝＝＝＝＝＝＝＝＝＝＝＝＝＝＝＝＝＝
　　這個問題你依然沒有實質回答。
　　你所舉的辦法，最多只能有短期的效果。
　　長期的話，美國夠民主了吧？夠公平了吧？為什麼還會有民粹形式的思潮和政策？－－儘管美國人或者你可能不承認那是民粹，但我認為是。
　　請看主貼和我以前關於次貸危機和左派思想的貼子。
　　
　　
　　這個確實沒有太好的辦法，而主要取決於民主化之前族群矛盾積累到一個什麼程度。如果程度很高，那麼糟糕結局也許不可避免。
　　＝＝＝＝＝＝＝＝＝＝＝＝＝＝＝＝＝＝＝＝
　　我也不認為，前南斯拉夫在瓦解前族群矛盾真的就那麼高，戰爭就真的不可避免。
　　前南曾採取很多政策消除民族隔閡，例如鼓勵人們登記為“南斯拉夫族”，而不是什麼塞爾維亞族，克羅地亞族等等。
　　很多所謂矛盾都是政客和投機分子一步步挑起，一步步升級的。
　　關於前南歷史就不多說了，這不是本貼主題。
　　
　　
　　樓主的憂慮其實很清楚，就是怕工商界高層在將來的民主政治中不但不能擴大，反而失去現在的政治影響力，任憑一群中產出身的政客擺佈。
　　=============================
　　糾正一下：不僅是工商界，如果投機政客真的控制了議會，也絕非普羅大眾之福。他們將喪失長遠發展的利益，儘管短期內可能有些甜頭，或者可以解解氣。
　　發現許多網友出於對泛民派感情上的偏愛而無視其理論和主張的缺陷，請注意。
　　

　　被你這麼一說搞得好像有獨才一樣，投機我就不信能投個50年不變！
　　臺灣國民下臺了，啊扁也不下臺了麼？
　　==========
　　代價太大了，50年等於你＋你兒子兩代人。只要單一分區選舉制不變，以後還會有小扁，小小扁...上臺。小馬哥目前的評價也不高。
　　
　　
　　這可好，安排好席位給特定人群，這根本不用度才了嘛。
　　這多像中石化做生意根本不用做短斤少量的勾當，明明白白聽證會得了。你想反對聽證？你反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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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貼從來沒有說安排好什麼位置給什麼人，三選一制度下工商界一樣有可能輸。請你認真看。
　　
　　
　　到時功能團劃不清了，麻煩人大釋法啦，不要麻煩人大好不好？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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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泛民準備元旦遊行到中聯辦（中央政府駐特區聯絡辦，前新華社），而不是常規的特區政府。又要中央表態澄清路線圖，已有香港人士指出，這和要求人大釋法有何區別？
　　香港的問題首先要香港自己達成共識。人大為什麼同意2017普選特首？就是因為香港各政黨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放在任何一個企業內部都一樣，如果下面的人意見一致，上頭再不願意也不好反對。現在泛民逼中央表態，是非常愚蠢的做法，等於說，我們自己搞不定，請你給個說法。
　　為什麼港人在普選特首上能有共識，而立法會這麼難？特首不是比議員權力大得多嗎？因為特首只有一個，議員可以有很多。障礙就在功能組別如何處理上。
　　香港人自己找不到解決辦法，我在幫他們找。功能團劃不清？你一萬放心好了。除非泛民對著幹，老找茬。大不了就按老彭的新九組再來一次嘛。
　　

　　我個人不這麼認為。無論哪種選舉，選民看的主要都是候選人自身的政治素質，如是否能為自己的利益說話，是否有魅力，是否和自己的政見相合，等等，通常也會考慮他所屬黨派是否合自己口味。不管怎樣，考量的重點都在個人，其次在他所屬的黨派，而不在他是哪種選舉框架下的候選人。這和鐵不鐵票無關。如果你說功能組別選舉更能提示選民注意候選人職業背景，那麼其實地域普選中候選人職業背景也是完全透明的，功能選舉並無優勢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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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為自己的利益說話，要看你給他多少選項，他才能瞭解到自己有多少種利益，與及哪一種最重要。如果你只給它一種選項，等於市場上就只有蘋果一種水果，那麼他當然就只會說：大的蘋果好吃，紅的蘋果好吃，又大又紅的蘋果更好吃，很大很紅的蘋果最好吃......然後你就說，瞧，這就是他的偏好，他的口味，他就是愛吃蘋果嘛......
　　
    至於什麼政見啦，魅力啦，口味啦，統統都是會隨著選項的多少和不同而變化的。所以你的反駁不成立。所謂共和政治，按照本壇阿門王網友的說法，就是存在兩個或以上的選項。因此選舉制度只有分區普選一種，而且死不悔改，就是對共和政治原則的違背和踐踏。　　
　　
　　這就是樓主和我最根本的分歧。樓主認為地區選舉模式沒有明確提出候選人素質和責任的問題，沒有就這兩個問題進行特別規制，所以不能保證候選人的素質和責任心。我則認為這個命題不成立。法律對候選人素質和責任心沒有特別規制，意思就是交給選民自己判斷，候選人自己表現，以類似市場博弈的方式達成解決辦法。相反，如果像功能組別那樣對這個問題特別規制，意思就是對選民的判斷不放心，要“家長主義”保護他們。當然，如果有證據證明功能組別的家長主義能比地域普選的自由博弈收到更好的效果，同時又沒有什麼太大的副作用，當然可以採納。但這一點恐怕還大大存疑。實際上，單是界定重劃組別和政治勢力固定化這兩個嚴重問題就沒有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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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誤解或者歪曲我的原文。我有說過制定什麼法律條文，功能組別候選人要達到什麼樣的專業水準嗎？從來沒有，一個字也沒有。
　　
　　但是在分行業/職業選舉形式下，的確可以引導選民更多地考慮其專業水準。因而最後選出來的人，專業水準一定不會太差，至少是大多數該組別選民認可的水準。
　　相反，地區選舉沒有這個引導作用，因此的確不能保證其專業水準。這不是選民判斷力行不行的問題，而是制度沒有要求他們使用這個判斷力。
　　因此功能組別的普選，恰恰是開發了選民以前浪費的能力，是大好事，大大的好事。
　　開啟民智，利用民智啊，先生！
　　

這種說法不對。以工商階層的實力，就算通過合法的遊說和獻金，也能在議會裏有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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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遊說，不用獻金，豈不更好？
　　
　　
　　無論在哪個國家，工商界在立法機關中有代表都絕對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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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絕對有問題。因為這種代表是不穩定的，投機性很強。
　　幫你時是人情；不幫你，絕對可以給你上三天三夜課講大道理。
　　
　　　
　　如果你不滿於此，還想讓制度保障這種代表在議會中占到某種穩定的多數，那就不大可能了，也違反民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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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歪曲我的話。三選一制度下工商界人士照樣可能落選，甚至全部落選，何來“制度保障穩定多數”？？？
　　
　　
　　畢竟民主的根本原則就是一人一票，人人平等，一個富豪和一個窮鬼的選舉和被選舉權都是平等的。如果富人少窮人多，那麼就只能承認窮人整體的意見比富人更值得重視（當然這也要在法治框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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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你顯然還沒理解該方案的深刻用意，此段話完全牛頭不搭馬嘴。
　　看來我還得費點力氣再解釋。
　　
　　行業/職業/地區三選一投票，選民分流，的確會提高工商界人士的勝算，但這不是它的主要目的。
　　在普通人的觀念中，老闆和員工，上司和下屬總是對立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看法？如果他們人人都只顧眼前利益，哪管身後洪水滔天，那就肯定對立。但如果他們眼光長遠些，共識和合作的機會就增加。

　　只有那些將自身長遠利益和企業、行業的長遠利益聯繫在一起的人，才能找到最大的共識，形成最穩固的合作。這樣的人，必定是珍愛這個行業，瞭解這個行業的人，而不可能是那些撈一把就走，出口氣就散的人。

　　因此必須有一種機制，將那些不愛本行業（或本職業，本地區）的人自動分流。這樣的人，到底有多少做本行業選民的資格？或許你認為也有，但我認為就沒有。這些人如果也投票，對本行業的健康發展將是損害，至少也是無益。讓他們到他們更看重的地方投票去，這樣大家都好。
　　
　　
　　還有你似乎過分看輕意見形成階段的作用。其實意見形成和意見表決是一樣重要的，對不同意見的溝通和辯論，用處主要不在於形成什麼共識（如果真一勞永逸形成了，民主本身也沒用了），而在於消滅那些明顯不合理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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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遺憾，在單一分區選舉模式下的所謂溝通和辯論，不過是若干投機分子之間的唧唧歪歪，意義有限。
　　
　　
　　實際上，在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中，工商人士由於經常掌握輿論陣地如報刊，常常被認為享有過大的話語權，從而過度影響民主決策，而非話語權過小、說話沒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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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錯。這不過是老左和新左的主觀想像。工商界如果真有那麼大話語權，很多福利政策就不會通過，兩房和金融機構也不會貸款給那些資格有問題的人。
　　在當今形態下的“民主”社會，最有話語權的仍然是議員，因為：
　　
　　1.他們是民選的合法代表，大可以挾民意自居；
　　2.他們不象總統或其他高官那樣必須承擔具體的決策責任，即使要承擔，通常也分散到許多人身上（因為議案總是多數通過的），幾乎為0，所以他們不怕說錯話；
　　3.他們可以操縱輿論，造成爭吵不休的局面，令社會公眾無所適從，而自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左右逢源。他們多數“自由中產”出身，而且能晉升議員，必在傳媒行業有深厚人脈和影響力，這令他們的操縱遊刃有餘。
　　當然他們也有失算失策的時候，但不會太多。
　　
　　

　資產階級這些特性只不過說明他們精於算計，不肯不顧一切去革命。這是不是缺點，要看說話者的立場。關鍵的問題是，就算他的確軟弱搖擺，也是可以加入革命的，可以成為追求民主目標的同盟軍。這就夠了。無論什麼革命，目標達成，就應該散夥了，難道還要參加者永遠呆在這個陣營裏？如果這樣，這種革命本身就是另一種黑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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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請注意：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僅軟弱，搖擺，兩面，而且目前絕大多數是有退路的－－美國，加拿大，澳洲，還有新西蘭農場。。。許多人拿了綠卡或外籍，再回國做假洋鬼子，不僅爽，也很大程度上可以減輕壓迫，享受好處。
　　因此我認為，他們沒有背水一戰的決心和勇氣。對於風險，他們大可以逃避。他們只在正激勵下才可能有所行動。
　　
　　
　　還有一點。樓主似乎認為西方的地域普選是歷史慣性沿襲下來的，而不是被證明確實好用的制度。其實西方中世紀議會的等級協商制（如法國三級會議），其原理和現在功能組別選舉大同小異，都是先劃定社會中的議員來源分組，然後產生的各等級議員分組協商再統一意見。只是在19世紀以後西方才逐漸廢除這種等級協商制，改成了地域普選制。個別保留等級協商制殘餘的國家如英國，也把這種制度限制在上議院，而上議院實際是最高法院，而不是像下議院那樣的民主立法和決策的政治機構。所以從歷史上說，地域普選代替等級協商也是有線索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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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以前的等級協商制也是小圈子選舉，地區普選當然是比它進步。但之所以後來廢除了，不是什麼進步淘汰落後的問題，而是科技水準不允許。
　　
　　當行業組別選舉只是局限在少數人時，科技水準不成問題。但如果擴大到全國的各行各業所有人，在當時的科技水準下，成本極高。你怎麼統計、登記各行業的人口，然後把資訊匯總，再分門別類的投票、開票，點票，反造票？競選者怎樣全國周遊去拉票？當選者又怎樣全國周遊去為全體組別選民服務？這要花多少時間和金錢？
　　
　　因此那個時代，劃一進行地區普選，就地開票點票是合理的，也比較容易保證選舉的公平和真實。主貼也說了，當時地域差別是主要差別，因此其他較小的差別就可以忽略了。
　　

早早直選于港于國都大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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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遺憾，功能組別的問題不解決，你這個願望估計實現不了。工商界不會輕易放棄這個陣地的。
　　
　　我就不太擔心香港會出現民粹氾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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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觀過頭了。看過黃毓民的街頭演講嗎？很有感染力（或煽動力）的呵～ 俺累了，67樓就不多回了。你能說服香港人最好。
　　如果真要兩院制，下院也應採取行業/職業/地區的三選一普選。上院人數可以減少，就讓些“德高望重”的人去當吧。其實目前香港立法會實行的分組點票也是類似兩院制的功能，但比兩院制效率高，因為許多東西不必再重複宣讀和討論，只是投票時分開進行。所以兩院制得確沒有必要，若搞兩院制，不如保留分組點票。
　　
　　什麼是投機政客？一個塞爾維亞男人強姦了一個穆斯林女人，本來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按照正常司法程式處理就是。可是在單一分區普選模式產生的投機政客挑唆下，很快變成塞爾維亞族強姦穆斯林族，仿佛所有塞族男人都是強姦犯，所有穆斯林婦女都即將被強姦。

　　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說，把民眾煽動起來是很容易的－－不斷地告訴他們，你們的安全受到威脅，不管是什麼主義。如果將來香港取消了功能組別，或許象臺灣那樣熱鬧的打架場面不太容易看到，但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你踩我我踩你，你陰我我陰你肯定少不了，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醜惡。

　　在巨大的誘惑面前，又缺乏有效的牽制力量，中國人都差不多的，不要以為法治傳統就真那麼有效。歐美國家或許有文化、宗教或其他我們不熟悉，不知道的因素可以維持多數議員的基本道德素質，但中國沒有。


    是否由制度硬性“引導”“要求”選民使用某種判斷力，這其實還是信得過信不過選民自己判斷，是否認為不引導選民就沒法有好選擇的問題。可見我對你觀點的解讀沒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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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你不會反對強制的社會保險吧？
　　 你為什麼不相信他們自己的判斷力？不相信他們自己能安排好自己養老？
　　　分區選舉同樣是引導選民使用某種判斷力，只是這種判斷力集中在所謂地區事務上，例如地區的福利水準，公共建設投入等等，或者候選人的明星效應上。
　　　將單一引導說成是“相信選民”，那是自欺欺人。
　　
　　　　
    民主就是社會利益折中和妥協的程式，而遊說就是利益表達，獻金是運作程式本身所必需的。所以民主程序不可能離開遊說和獻金，問題只在於如何限制它們，讓他們透明化而已。沒有自由遊說和獻金的“民主”就是我國現在搞的人大制度，看看死氣沉沉到了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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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功能組別，依然可以遊說獻金，如果希望得到更多議員支持的話。誰說要取消遊說獻金了？？
　　 所謂不要遊說獻金，是那些不必要的遊說獻金，自然而然消失。因為總人有為某行業利益負責。行業的一般性議題就不必勞師動眾了。
　　
　　
　　　一大部分議員都是有鐵杆政治資源的，或者叫基本盤。有的是底層鐵票，有的是中產鐵票，有的是富豪的獻金和輿論陣地。情況不一，不能說所有議員都是靠玩弄個人魅力和政見半路殺出的投機分子。相反，民主政體反倒經常出現基本盤議員過多，投機性黑馬議員過少的情況。日本就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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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舉的例子恰恰反映了投機盛行和你對投機的概念不清。
　　　正是由於現行選舉制度只對大党有利，對小党和獨立人士不利，所以幾乎所有西方國家都出現了兩黨甚至一党寡頭壟斷的現象。如美國的共和黨、民主黨，英國的工黨、保守黨，德國的基民盟、社會黨，日本則長期自民黨獨大，社會黨只能偶然出頭，現在的民主黨也不一定能保持多久。

　　在這種制度下，候選人要當選，不必認真做地區工作，只要找對碼頭，跟對大佬，就可以充分利用大党的資源，利用大黨的宣傳動員能力，通過配票等手段當選，這就是一種明明白白的投機。而一些小党和獨立人士，或者大黨內不受重視的人要當選，只好挖空心思，為吸引眼球，嘩眾取寵“博出位”。這又是另一種形式的投機。所有這些投機都違背了地區選舉的本意。為地區選民服務也是一種專業工作，現制度下，連這種工作的專業性也難以保證。

　　平心而論，議會立有一兩個喜歡“搞搞新意思”的人也不是壞事。但這樣的人多了（不必過半數），其負面作用將遠遠超過正面。
　　
　　 而候選人當選後，又會出現另一種投機。
　　 當某利益集團與其勾結，提出一些可能損害本行業其他企業，其他人的議案時，由於該行業的受損者分散在各個選區，基本上不會影響該議員的連任，議會中也沒有懂行的人站出來抵制，因此該議員作惡的成本很輕。退一步講，即使這個惡行最後被揭發，面對受損者的指責，該議員也完全可以用專業知識不足，考慮不周，一時糊塗來推卸掉大部份責任，你也無可奈何。
　　
而當存在行業代表時，情況將得到極大的改觀。首先，這個代表的專業性和道德水準是本行業多數選民認可的，他不能再以任何知識不足的理由來推卸責任。同時，如果某議案使本行業部份人士受損，部份人得益，必將引起激烈反彈，他的道德操守將受到嚴重指責，這樣他根本不可能連任，甚至要立即辭職。因此，他將極為留意任何此類不公平議案，第一時間作出反應。
　　
　  在行業議員的有效制約下，其他妄想作惡的議員不得不認真考慮後果，慎重行事。最後，只有那些的確符合公義，使某個行業俱榮或俱損的議案才有可能被提出和通過。如果真有使整個行業俱損但全社會效率和福利增進的議案被通過，行內人的反應也不會如前面那些不公平議案那麼大。他們即使對該議員不滿，也只是不滿他的能力，而不是道德操守。

但你不能否認你認為三選一制度下工商界人士勝選的勝算比“不強調專業性的”地區普選要大，因為工商界人士的專業優勢能夠發揮。所以相比地區普選，顯然是你的制度更能保障工商界代言人（以及其他各“界”代言人）的政治勢力得以穩定。要是你沒有這個想法，那我真不知主貼到底目的何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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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反復說過多次，三選一方案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高議員的專業性和代表性，不管是行業議員，職業議員還是地區議員。工商界和其他專業人士的勝算提高是此制度的結果（不過這也是未經證明的推測），我也從未否認過。
　　　 如果你一定要說成是為資本家保駕護航，請自便。
　　
　　　　
    這種理論是完全不可操作的。無論通過什麼程式，你都不可能保證篩選出去的人是“不愛”本行業職業地區的人。“不愛”行業的人照樣可能擠進功能組別投票，“愛”行業的人照樣可能跑到地區選舉下投票，因為我前面說了，選民看的首先是候選人個人情況，其次是其黨派，對他看中的候選人，他會自動選擇最有利他勝選的投票方法投票，而不會按照自己“愛不愛”某個行業決定自己是否參加其投票。如果你強制分組，那麼還是沒法解決我說過的分組、分票和重劃的標準這一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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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保證每一個人，但能保證大多數人。
　　 甚至僅比現有制度好，這就夠了。
　　
　　
    民主是不能強行要求選民眼光長遠的，這個只能是他個人判斷。強行要求的後果就是破壞民主，允許公開的政治特權。就如同自由市場經濟，誰不知道它有那麼多缺陷？但無論如何也不能強行要求市場交易主體在交易時必須眼光長遠，時時考慮自己的交易是否促進社會公益，這樣的話就變成計劃經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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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經濟和政治、社會混為一談，邏輯混亂。
　　
　　
    投機分子的唧唧歪歪，本身就是有意義的辯論。在我國現在的很多政治貴族看來，所有民間輿論全是不負責任者的唧唧歪歪，只有他們自己的考慮和決策才“有意義”“切合實際”，所以他們就毫不留情地封殺和歪曲輿論，只准用他們自己的觀點朝我們日夜灌輸。按照你自己的邏輯，你能說他錯嗎？民主本身就是個溝通平臺，要是連溝通和辯論都預設前提，只准“正直人士”（誰負責確定？）來辯論，那還要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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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歪曲。我有說過要“封殺輿論”嗎？我有說過只准“正直人士”發言嗎？
　　
　　即使不考慮任何道德、專業水準等因素，若干個不同類型，不同特長，不同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的人的唧唧歪歪也比同一（或類似，下略）類型，同一特長，同一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的人的唧唧歪歪有意義有建設性得多。

　　
　　 話語權大，不見得能左右一切，因為別人也有話語權，政策是辯論和博弈的結果。這恰恰是民主的優點。順便說一句，兩房和金融機構的貸款主要是美聯儲這個專業機構影響的，和民主與否沒太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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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兩房和次貸問題，這裏不多爭論，請自行查找網上資料。看看美國議會（包括地方議會）80~90年代通過了多少造成信貸氾濫的議案。
    如果你認為西方社會還是工商界話語權大，那說明你對它的瞭解還是很有限。實際上西方社會的話語權主要掌握在媒體手上，而媒體的價值觀是由中產階層，尤其是自由中產主導的。原因如下：

    儘管資本家想影響媒體，或者媒體的老闆也想宣揚自己的觀點，但它們是自負盈虧的經濟組織。如果資本家和老闆想下屬都按他的意思寫文章，那些一流的人才就會感到壓抑和反感，跳槽到空間更大，更能發揮的其他媒體去。那麼這個報社、電視臺、網站就會衰敗，老闆就得虧錢。
同時，每一行都有自己的遊戲規則。傳媒行業當然要求給予從業人員更大的獨立性和發揮空間。那些嚴重干涉記者、採編、撰稿人和評論員自主工作的行為將很快曝光，從而令這家報社、電視臺或網站臭名遠揚，再也混不下去。

    因此儘管每家報社、電視臺、網站都有自己的傾向性，有時他們也會發一些支持資本家或吹捧老闆的文章，但長期和最大量的文章和報導則是自由中產們價值觀的反映。不過這個價值觀，離老左、新左們還是差了十萬八千里，所以老左新左統統斥之為資產階級價值觀，並以為資產階級控制輿論的證據。

　　由於自由中產主導輿論，西方媒體往往表現出自由中產們激進改革和高調民主的特點。例如去年的美國大選，美國媒體幾乎一邊倒地吹捧奧巴馬，冷落希拉蕊，這是後者輸掉初選的重要原因。
　　　　
　　 這成本到現在也還存在，沒有弱化的跡象。因為主要成本是如何獲得分組、分票和重劃的正確資訊。這個問題現在也沒法解決。相比之下，用地區普選就很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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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強詞奪理了。且不管現代的通訊和交通和100~200年前絕不可同日而語，對於功能組別候選人，他不需要象地區候選人那樣搞什麼宣傳做勢和親民show，他也不需要準確知道潛在選民的分佈。他只要通過各種場合論述自己的主張，那些對行業/職業發展感興趣的選民自然會注意到並作出自己的判斷和評價。至於當選後為本組別選民服務，也不一定總是要周遊世界，主要還是通過政策主張和議會辯論進行。

　　其他問題就不一一再說。
　　總之，社會越發展，分工就越細緻。現代西方通行的選舉制度沒有真實反映這種分工的發展，是違背歷史潮流的，遲早要改革的。
　　泛民如果真有本事，真認為自己就代表了民意，大可以爭取全部60個附加議席。那樣工商界即使再不滿也不敢有話說了。
　　退一步講，即使60席不是全部泛民獲得，如果你的主張真那麼有道理，那麼符合社會發展的方向，那麼必然的結果就是絕大多數附加議席由主張全面分區普選的人獲得。這樣，主張分區普選的人在立法會就占了絕對多數。下一次議會選舉，就可以輕易地，順理成章地取消所有功能組別，同時也保證了選舉制度和議會的平穩過渡。
　　反之，如果最後投功能組別票的人超過50%，那就證明泛民對分區普選的鼓吹和堅持，對功能組別的貶低和封殺，與及所一直自認的民意代表，完全是一種驕虛和僭妄。
　　泛民及其支持者們，你們有沒有膽量，有沒有信心賭這一盤？？
　　
　　　鑒於有些網友對我的方案還有操作上的疑問，這裏再詳細解釋一下：
　　　假設香港分成10大選區，10大行業，10大職業。其中地區基本席20，行業/職業基本席20。怎麼確定選民的行業和職業身份呢？有兩種辦法：

　　　一、讓選民提交證明材料，在選民登記時自行申報。
　　
　　這種辦法當然麻煩一點，操作成本也高一點，但並非樓上有人說的那麼不可行。
　　事實上，選民只需要填一張比入職登記還要簡單得多的表格，並輔以公司證明就可以了。審查人員也只需要看看他填的內容和提交的證明是否配合，而不需要去考察他的素質、能力之類的問題，因此也是比HR的工作要簡單得多。
　　對於每一個選民來說，他提交假證明，虛報職業，並不能帶來直接和現實的收益，因此可以相信，即使在這樣簡單的審查下，絕大多數人的行業和職業申報都是真實的。
　　這種方法的好處是可以相當精確地劃分選民的所屬組別。
　　
　　二、乾脆不提交，也不審查選民的行業/職業選民資格，讓選民自由投票。
　　　就是說，選民可以選擇投本地區候選人，或20個行業/職業組別中的任何人，但一人只有一票。
　　　　這時候，雖然會有些追星族、超級fans之類的人會跟著自己的偶像投票；或某些人出於某些目的，A行業的投B行業的票，等等，但仍然可以相信，這樣造成的誤差也不會太大。因為：
　　　1.大多數人是理性的。如果你不相信這個理性，那就不要搞任何選舉。他們最終會根據自己利益最相關的組別投票，而功能組別的候選人，也會不斷地對選民講解利害。
　　　2.大多數候選人比選民更理性。如果一個人貿然到自己不熟悉，不擅長的行當，去和那裏的行家們辯論，必然洋相百出，自取其辱，以後幾十年都會為世人留下笑柄，就算僥倖選上也得不償失。
　　　　這個方法的好處是成本低，不過是在選票上多印幾個名字罷了。
　　
　　因此，只要有功能組別存在，不管劃不劃分選民，最後選出來的人，其專業性和代表性都能得到極大的提升。具體選哪個方法，由香港人自己定得如果你一定要說成是為資本家保駕護航，請自便。

　　　需要補充：西方現在通行的和泛民派所極力主張的單一分區普選制度，是一個貌似公平而實質對工商界和專業人士，也對小黨派和獨立候選人不公平的，且有嚴重缺陷的選舉制度。為不平者鳴，也沒有什麼可恥。如果你糾纏於所謂目的，我也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你的目的－－為一個如此不公平，如此弊端的制度極力辯護，你是不是想為自由中產保駕護航？？是不是想維護自由中產的既得利益？？

　　
　　 92樓：
　　你的話大多是炒冷飯，我也沒有興趣翻來覆去再說一遍。　這裏只說一個問題：西方社會資本家話語權大還是自由中產話語權大？
　　我的意思是，個別資本家>個別自由中產，但資本家群體<自由中產群體。
因為自由中產不僅數量比資本家多得多，而且直接掌握了媒體的筆桿子。西方媒體，以至西方社會氾濫的是自由中產的價值觀。

　   一句話，你說講的分區選舉優勢，在我的三選一方案中全部有，而且只會更好；而分區選舉那些缺陷，則可以在三選一方案中得到很大的改善，你對三選一的指責不是誇大的就是不對號。
　　而究竟採用哪個方案，完全可以由香港人自己判斷，三選一本身就是一種最有效的判斷方法。有本事你就來取全部附加席嘛，那誰還敢多說半句？
　　在三選一方案下，選情將更加激烈，當選更加困難。因為每個人都可能面臨同組和許多不同組人的競爭。是故，將迫使每個人都使出渾身解數：
　　 專業的更專業，魅力的更魅力，
　　 善辯的更善辯，勤懇的更勤懇，
　　 出位的更出位，擦鞋的更擦鞋，
　　 ...，....
　　這樣將杜絕任何庸才佔據議會的寶貴議席。僅此一點，就不知比單一分區普選模式好多少倍。
　　
　　
　　並且，三選一方案下，每個組別的席位數可變。如果某組別的人互相拆臺，互相詆毀，只會損害本組別的聲譽，使票源流失到其他組別。同時，組外的潛在競爭對手很多，根本不可能知道是誰，那些以惡意陷害對手、曝私生活緋聞等負面、消極手段為能事的人將失去目標，毫無用武之地。因此選情雖然更激烈，但卻只能以正面，積極的形式演繹－－哪怕你只當是看戲，也是一場精彩而不低俗，更不會作嘔的好戲。
　　僅此一點，又比單一分區普選模式不知拉開幾條街了。
　　
　　因此無論92樓怎麼為單一分區普選辯護，說得多麼天花亂墜，也不過是為我的三選一方案提供注腳罷了－－你的優點我全部有，而且只會更好更優；而你的缺陷，我的方案可以極大地糾正。
　　 如果單一分區普選方案可以勉強打60分，那麼三選一方案至少可以打90分。我還真找不到現在有那些方案可以比它更好。
　　其實這個方案對泛民已經很照顧了，因為絕大多數選民總有地區/行業/職業三重身份，如此，地區的基本議席應該只有10席，而不是方案中的20席。
　　還是那句話，你有本事，有道理，就來取全部60個附加席嘛，何必囉嗦？！
　　
　　
　　 兩大黨+N小党制是現有民主選舉制度下最穩定、相對弊端最小的制度，這也是各國經驗完全證明的。如果議會由一大堆各自代表小集團利益的小黨派把持，那種民主是不穩定的，施政也沒有連貫性，比兩黨制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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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種兩黨制是在選民有充分選擇的基礎上形成，自然無話可說。但如果不是這樣，就等於國內那些壟斷企業一樣，不過是制度缺陷使然，沒什麼了不起，更不符合公義。
　   並且這種兩黨制下的“穩定”，很大程度上也是靠黨內權威的壓制和組織紀律的約束，與及利益約束－－不按黨的統一指示就沒有好果子吃；而不是不同觀點的相互碰撞，相互溝通，相互學習所達成的共識。因此這樣的穩定也是表面的穩定，低層次的穩定。
　　其他錯誤，請你自己查找，也請網友積極思考。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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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選舉是否把選民注意力引導在某個地區事務上，完全取決於選出來的代表負責哪個地區的政務。如果是本地區議員，當然會集中關注地區事務，如果是全國議員，當然會首先關注全國政務，在全國政治的眼光下才涉及地區事務。要知道國家議員和領導人的選區劃分在各國都是定期重劃的，和行政邊界並不重合，無所謂什麼固定的“選區利益”。
　　還有，問題並不是選舉制度引不引導，而是是否對選民的選擇自由進行強行限制。照你的設計，就會強制至少一大部分選票由小圈子選舉進行分配，，也就是一種類型的選民只能投一種類型的候選人的票，而不能由各種選民在各種候選人中自由選擇。所以說相比於地區選舉，你的制度更不相信選民的判斷力，這一點都不冤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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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選舉都是在引導人們的某種判斷力。例如選港姐，是引導他們對容貌、身材、儀態等方面的判斷力，選歌星，選影帝是引導他們對歌藝、影藝方面的判斷力，而選議員，選總統則是引導選民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候選人誠信等方面的判斷力。不承認這一點，你就是在自欺欺人，無理取鬧，一點也不冤枉。
　　
　　並且從邏輯上說，所謂“引導”也可分為“正引導”和“負引導”，或“明引導”和“潛引導”。存在功能組別時，自然引導候選人和選民關注行業/職業上的問題，這是正向引導；沒有功能組別，則是引導候選人和選民不關注此類問題，那就是“負引導”，“潛引導”，沒有引導的引導。所以你的邏輯思維能力還需要提高。
　　
　　當只有分區普選一種模式的時候，將出現以下情況：
　　
　　部份熱衷地區事務的人當然關注本地區福利和公共投入等問題，而那些不太熱衷的，則往往關注候選人的魅力，口才之類方面，剩下一些看政綱或主張的，由於這種選舉下不可能強調某個具體行業/職業的具體政綱和主張（因為沒有大用處），因此這樣的政綱和主張也就容易流於空泛和口號了。
　　
　　如果選民不想投功能組別票，完全可以去投地區票嘛，礙你什麼事？說是限制選民，那就完全是不顧事實，強詞奪理了。總之，功能組別的存在是現代社會的普遍需要，根本不是什麼“香港的特殊性”或“香港港情”的理由。
　　
　　經過這些年網上網下的辯論，我認為，支持或不支持民主的人已經大體固定，繼續在理念上吵來吵去沒有什麼意義。支持民主化，希望早日實現普選的人，應集中精力進行具體的制度設計，並儘量回答好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如此才能實在地推動民主進程。這就是本文最主要的目的，諸君宜斟酌之。
　

莫過於不斷製造謠言的人，沒經過求證，甚或明明可能知道是謠言仍要散播，以支持自己的觀點，這類人不是無知便是無恥。

代 表 一 名 反 對 禁 制 令 市 民 的 資 深 大 律 師 李 志 喜 陳 詞 說 ， 不 爭 議 佔 領 行 動 為 公 眾 帶 來 不 便 ， 但 申 請 法 庭 頒 令 的 交 通 業 團 體 ， 在 入 禀 文 件 中 ， 未 有 交 代 具 體 損 失 金 額 ， 而 同 類 案 件 一 般 做 法 ， 入 禀 一 方 是 要 交 代 相 關 金 額 作 為 證 據 ， 該 金 額 亦 至 少 要 經 多 個 月 反 覆 計 算 ， 否 則 不 足 以 說 服 法 庭 頒 令 。

2017我會改支持自由党或新參選嘅独立後選人。???

2016年立法會選舉......當選名額70名...直選35名額,功能組別35名額...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當選名額1名...

2015年區議會18區/區議會選舉......有興趣網友可以報名參加,小試牛刀,為未來進軍2016年立法會選舉......開步......

2011年區議會選舉為期兩周提名期下午五時結束，全港十八區選舉主任共接獲935份提名表格，競逐412個席位。選舉主任今日共接獲48份提名表格，再有六選區7名候選人退選。935份提名表格中，沙田選區最多人報名，共有77份；灣仔選區最少人報名，僅有25報名。連同昨日2人退選，先後共有9人退選。

(1) 獲提名為選舉候選人的人，須就其提名繳存或由他人代其就該項提名繳存按金$3000。

.........提名為選舉候選人的人要該選區10名選民作為提名人......

2016年立法會選舉......當選名額70名...直選35名額,功能組別35名額...

直選35名額,........該選區提名人100名.....

功能組別35名額...該所屬選區提名人10名.....

香港一批社會無賴用佔中/阻塞香港交通命脈模式,意圖達到擊破香港像行駛中的巨輪船而沉沒......

假如有一日發展到把此類敗類清除/就是死去,很多受其傷害的市民絕對不會留半滴眼淚.........

前日【珍惜香港】Po文最後一句『香港人，真喺太可憐！』

香港人今日遇到嘅問題，可以話係香港人自己造成。當有需要為社會回復正常做啲嘢嘅時候，太多人選擇咗沉默。結果，整個社會就比咗少數有私心嘅人騎劫。

坎坎胡/王亭之專欄講得冇錯，『若想香港繼續繁榮，還須循序漸進地去解蠱』。

『當年想請王亭之辦報紙的事，已隱藏21年未說，今天說出來，實在是為香港的大局着想，希望一些人知道「母之蠱」的真實情況。』

王亭之已經講清楚母之蠱嘅根本，香港人如果唔對症下藥，『香港人，真喺太可憐！』的情況，係唔會自己消失。

剩識得喺度咬文嚼字，然後坐喺度等天光，香港人只可以怪自己，冇得怪人！

『香港人，真喺太可憐！』

大陸人通過網絡平台和一些評論文章，了解佔中。多數人不認同佔中，亦開始對香港人有偏見。

我都玩咗咁耐，仔細老婆嫩，唔同你班友一齊癲啦，我精神上支持你哋，騎騎。

戴耀廷先退　返大學復教

【on.cc東網專訊】佔領運動已踏入第31日，仍有大批集會人士通宵留守各佔領區，作為運動領袖之一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卻率先下火線；他今早在金鐘示威區宣布，稍後將恢復港大教學工作，只會在放工後才會參與佔領，事前已知會學聯。他解釋，復教決定是考慮到現實需要，及為自己個人生活作調節，強調復教不等如退場；另外，他稱不少參與佔領運動的義工已「攞盡年假」，故需要退出返工，但他拒絕透露退出的義工數目。

此外，他重申最終會向警方自首，但需要配合適當時期。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41028/bkn-20141028111445385-1028_00822_001.html

500醫生聯署　指佔領如癌症蠶蝕香港

【on.cc東網專訊】500多名醫生在報章刊登以「痛心疾首」為題的聯署聲明，批評佔領行動長期阻塞道路，嚴重影響民生，破壞法治，撕裂香港，令香港生病，要求佔領人士立即離開道路，以和平合法手段爭取訴求。聲明把佔領行動比喻為癌症，有如人體細胞不受制衡，過度生長，正蠶蝕本港核心價值。

聯署醫生包括香港大學醫學院外科學系教授盧寵茂、醫院管理局新界東醫院聯網前總監馮康及香港醫學會副會長周伯展等多名醫學界人士。聲名以「一群熱愛香港的醫生」署名，質疑個別人士或團體以市民或業界代表自居，是誤導社會，呼籲沉默大多數各自發聲。聯署又提到作為醫生會緊守崗位，以專業精神令病人康復，支持警方專業執法，恢復市民使用道路的自由，令香港盡快康復。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41028/53065871

破壞秩序嘅人話（1:30）……警察已經唔喺保護我哋呢班市民，而喺保護班搞事、用非法手段去騷擾我哋、去擾亂我哋、去破壞秩序嘅人，佢哋偏幫嗰啲人而我哋冇人保護。

香港就如700萬人同在一條在海上航行的巨輪船一樣......現在有班傻仔想用鐵鑿鑿沉條船......不想死的人必定會合力想想法子去制止/阻止/清除此類危害所有人生命安全的害人蟲........

策劃搞事嘅人--Mr TAI  just know the Big Wat comming soon (大鑊) and just say good bye, good luck and go away.

維基媒體基

http://zh.wikipedia.org/zh-hk/%E6%88%B4%E8%80%80%E5%BB%B7

戴XQ廷（1964年7月12日－），MH（英語：Benny Tai X-ting ），基督徒，香港法學學者，現任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於2013年提出「佔領中環」的爭取普選方案而聞名，他認為香港市民應該參與佔領中環行動爭取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得以普選方式進行^[1][2]。他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三位發起人之一。

生平簡歷[編輯]

求學[編輯]

戴Q廷，中學畢業於拔萃男書院，之後入香港大學取獲得法律學士學位，在香港大學唸書時，當時擔任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外務秘書^[3]，與戴耀廷為同屆的學生包括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和香港傳媒人士劉進圖等。

其研究興趣為憲法、憲政、公共法、法律和政治及宗教的關係、人權及參與式民主等。

香港大學畢業後[編輯]

戴Q廷自香港大學畢業後，曾經於民主派領袖李柱銘的辦公室擔任法案助理，也是《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裡》的兩位學生代表之一^[4][5]。

今天已經有98萬名市民簽名了.......

我不打算簽名了,原因,我感覺到大家都在做戲......

我在佔領行動的第一天就收到了神秘招集集結的信息,我一早已經知道基本的內幕......

示威者中有很多帶口罩的僱傭兵/神秘人物......

同時這一個月來警察都一直很細心的保護示威者/犯法阻塞道路者,沒有清場打算,......我建議警察應該退出佔領區,好好休息一吓,養精蓄銳,清場才能有力氣啊!!!

大家都在做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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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8 22:12:59

To 52，全國人大從來都冇批准兩個國際公約

實情系，中國政府簽咗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不過全國人大從來都冇批准呢兩個公約，亦即呢兩個公約從來都未曾正式生效，所以外交部發言人嘅講法並冇錯。

話講番轉頭，呢樣嘢中共亦系跟國民黨學嘅。當年國民政府承認外蒙獨立，不過國民大會從來冇批准過，所以臺灣依傢仲將外蒙畫係地圖入面。

實情系，中國政府簽咗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不過全國人大從來都冇批准呢兩個公約，亦即呢兩個公約從來都未曾正式生效，所以外交部發言人嘅講法並冇錯。

話講番轉頭，呢樣嘢中共亦系跟國民黨學嘅。當年國民政府承認外蒙獨立，不過國民大會從來冇批准過，所以臺灣依傢仲將外蒙畫係地圖入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