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年半前，有港大學生認為校長徐立之善待到港大訪問的李家強總理，亦投訴警權過大，學生行動自由被阻，在得不到校董會的支持下，徐校長無可奈何辭職，對於一個學者來說，這個決定比死更難受，前兩日，徐校長在港大講最後一課，他直言不諱問參與的學生，是真的希望想聽他講最後一課，抑或是想和他影相，唔使問，那些學生一定是希望和徐校長影相合照。

　　在以前的澳門小學課本，有「最後一課」這篇文，講述比利時給普魯士佔領，學校以後要以德語授課，那篇文章講述那一班小學生感受，連平時最頑劣，最唔聽書的學生都聚精會神上最後一課，今次徐校長的最後一課，並不是港大的最後一課，多少帶點金大班最後一夜的味道，離愁別緒的情況不多見，反而帶點嘉年華會的氣氛，雖然徐校長知道參與的人大多數是希望和他合照，但是校長並沒有滿足他們，只影了一幅相便說有其他宴會匆匆忙忙地走了，校長當時的心情可想而知，或者，這是他對港大，港大學生的最後控訴。

　　我相信那個迫走徐校長的學生沒有參加最後一課，如果我是他，我一定會參與其事，老實說，又唔需要道歉，這是他的理想，正如一場激烈比賽，鐘聲一響，比賽完畢，大家握握手，無論是贏抑或是輸，都已經成為過去，徐校長說他已準備退休，離職只不過是有多少遺憾，生活是不成問題，但對於那位被認為是贏家的同學，他的勝利亦即是輸，未來幾拾年就輸在那一次迫走徐校長的勝利上，如果時光能夠倒流，不知道他會不會再做一次，今天或者不會，但是十年後我唔敢說。

　　在過去幾年，我們見過不少出盡風頭的學生，但當他們踏入社會，原來才發覺現實與理想是兩回事，在他們讀大學時，那些政黨對他們呵護備至，但當他們無論以甚麼理由離開大學之後，那些反對政府政黨認為他們沒有利用價值，很少會主動聯絡他們，那些政黨已另有新寵，就是那批思想非常出位的中學生，到那時候，他們想重投社會，找工作已經是不容易的事，到那裡求職都會碰壁，好似被社會漸漸遺忘，最後只能做一些低下工作，或者是替一些義工團體做工，連最後一課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