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這個以賺錢為首要目標的香港，在回歸後兩個特首的管治下先後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困境。 做生意和執政是兩個學問。善意的董建華帶領深受大英帝國培養出來的公務員隊伍而力不從心，亞洲金融風暴的逞兇肆虐之下又碰上八萬五風波。中南海也是避風避著雪。曾蔭權作為繼任陳安方生出任董建華的政務司長，在董建華以“健康理由”辭職後就順理成章的登上了特首寶座。 做慣了執行大英帝國總督號令的曾蔭權當上了一把手之後總是令香港人覺得當慣了當兵的人穿了將軍的袍不順眼。首先曾蔭權向中央示忠，要“打好這份工”，見到國家省級大官已經是兢兢業業，令香港人覺得不是滋味。對於一個只知道蕭規曹隨而要統領一個國際級的金融大都會，卻又遭遇華爾街金融風暴。香港經濟雖然可以說依然是屹然不動，社會的變遷似乎亦沒有挑動他的眼球。但香港貧富之間的距離越拉越遠以致到達了今天的沸點。對於少數無產階層的置業就糊裡糊塗的變成了當今港府的首要任務。
梁振英先生得到中南海的青睞登上特首寶座來的有點突然。有傳說他是中共香港臥底黨書記。說也奇怪，有許多香港時事評論依然用過去的思維觀察時局，好像共產黨依然是以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在野黨。不過，梁先生是否黨書記無從也無需白花時間考證。倒不如聽其言觀其行，跳出政黨之爭或不同政見用更廣闊的視野看將來不是更有助香港的發展？梁振英先生雖受中央重托，但他自己也心知肚明，在香港除了泛民陣營對他完全缺乏互信外，主流商界跟他也沒有任何交叉點，有機會更隨時下井落石。不過中央需要一個可靠的管家和代言人，所以盡力為梁先生製造良好環境是戮力一心的。梁振英先生冒著有人拿做話柄的可能，當選後不避諱的到中聯辦謝票把自己和香港劃清界線，應該是權衡了他對中央忠心耿耿表現對他仕途的重要。
曾蔭權政府執政多年來忽略民生，香港在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驅動下缺乏了港英時代的配套工程，以致社會貧富懸殊越加難以承受之重。 如果把全部責任加諸前任特首也有欠公允，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港元卻一直保持幾十年不變的聯繫匯率不變，香港通脹壓力把香港弱勢群體生計壓得氣也透不過來。資產飆升更把他們的唯一希望也推進了地獄。 中原集團大股東施永青講的頗有道理：香港樓市是民生生計重中之重。其實光是計算香港樓層，應足夠讓所有家庭居住，只是供求錯配形成當今供求失衡。尤其是香港百分之五十家庭自置私人物業，又百分之十五是居屋，今天以“三D辣招”幹預房地產市場，除了長期對香港經濟造成損害搖動其經濟根基之外，港府的政策更是損害多數人的願望去討好少數人對於置業的無理熱望。可笑的是這些少數人依然無法在當今地產價格價位入市，行政手段反而阻礙了房地產市場的正常運轉。如果美聯儲QE退市，更可能導致香港資產市場混亂。如此考慮，也可反映為何梁振英的民調每況愈下。乃好心做壞事用心沒有用到點子上之過也。
港府施政，既然輕重失調，小打小鬧，對於二零一七年普選的縮頭縮腦更加使到反對陣容乘機匯百川于大海大振聲威， 在社會上支持普選的呼聲越加響亮。 香港人越覺得梁振英先生忽略香港本地利益來遷就中央旨意， 他的民調越加低迷， 施政之路越走越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顯然是坐不住了，通過建制派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擺龍門陣，和立法會議員午餐以增加在立法會上代表社會不同聲音立委的加強對話和溝通。 一反喬老爺的官腔，是可喜的互動進步。更不要說張大人談笑得體， 一句“筲箕”用途巧妙的點明將來特首參選的門檻是有必要之外，另一句“占中”行動是知法犯法，遠遠的比梁振英先生不討好的同一句話來的威懾聽眾。其實，何必囿於一國兩制？世界上那些事情是五十年一成不變的？如果向好的方向變，社會聲音響應，難道不是順潮流者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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