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歐美主要工業國包括日本的G7在倫敦郊外舉行爲時兩天的財政會議。特別受到中國和香港注視的是默許日元近期的暴跌,認爲日本的量化寬鬆政策沒有違反“不使用經濟政策壓低匯率”這一承諾。大會表示日本保證它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並非以鄰爲壑人爲壓低匯率,而只針對國內經濟議題。
說起量化寬鬆,就是央行開動印鈔機,無中生有地把鈔票投放市場。此舉在歷史時有發生,但從歷史的演變來說,最終都是悲劇結局,除改朝換代外當權者丟了政權甚至更丟了腦袋當然是老天爺對他們的報應,不過老百姓也無緣無故的賠上失落的人生可說是禍從天降。發生在中國有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的惡性通貨膨脹,結果是蔣介石丟了政權而通貨膨脹也剝奪了老百姓的財富。當今德國人聽到惡性通貨膨脹依然心驚膽跳,也是因爲上世紀二十年代魏瑪共和(Weimar Republic)執政期間,爲應付負擔過重的戰後賠償,只好印鈔支付, 造成惡性通貨膨脹。不過此一時彼一時也,美聯儲把資産負債表從一萬億美元擴展到三萬億顯然是小巫見大巫,只不過當今世界由金融主導,說得難聽一點是一個債務經濟。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亞洲金融風暴,有一兩百億美元就可以拿來救火。 不到二十年光景,光是一個人口只比香港多一點的小小的希臘, 已經需要動用上千億美元才可以暫時喘氣。 無可厚非,希臘是發達國家歐盟的一部分,自然是同人不同命,也是因爲當今的通貨,也就是流動性,它的量已經今非昔比。
G7成立於一九七七年。一九七三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宣佈石油禁運而油價從不到三美元飆升四五倍,引發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Shultz)邀請了西德,法國和英國首腦在白宮的圖書館聚會,後稱“圖書館集團(Library Group)。後來在當年的國際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前夕提議日本加入。一九七五年西德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和法國總統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在法國凡爾賽宮開會時提議西方民主工業國家其中包括美、英、德、法、意和日本的首腦每年輪流主持,協商世界大事。加拿大於翌年加入,是爲G7。雖然俄羅斯於一九九七年加入,是爲G8。關於經濟事務,G7卻依然獨立存在。尋根溯源,G7可以說是西方民主工業國家對處理資本主義經濟及其所面對的危機的一個協商平臺。顯然,安倍晉三的量化寬鬆是在事先已和美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取得默契的情況下,在上周末倫敦G7碰頭會上通過大會宣佈西方民主工業國家對日本貨幣政策的支援。
其實,美國在經過了三十年連續的貨幣擴張中不可能不面對三十年所累積的債務,歐盟也面對同一的局面。自一九七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關閉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自動調節機制的黃金兌換窗口(Gold Window)。從此,人類文明需要通過智慧和自律來發展經濟,而歷史卻顯示歐美工業國既做不到自律,而至少至今也缺乏足夠的智慧避免經濟增長的失控。上世紀美國走出二十年代的大蕭條是三十年代的世界大戰,而今天,人類的智慧有可能成功避開了真槍實彈的戰爭,卻更可能走向沒有硝煙的可能具有同樣毀滅性的貨幣戰爭。在旦夕之間,千萬人辛辛苦苦多年來所創造的財富可能正悄悄而從空氣中消失。不過,以當今G7的經濟社會困局,開動印鈔機是唯一的出路。當國內的經濟問題難以梳理,以鄰爲壑是必然的結果,國際間的糾紛自然更難避免,中國更深受其害。尋根溯源,G7是西方民主工業國家處理資本主義經濟及其所面對的危機的一個協商平臺,在國際經濟和金融嚴重失衡的時期, G7維護自身的利益自然不過。還有人頭湧湧群龍無首的財長和央行行長的G20。中國身置其外的G7,看來是一個抱團取暖的地方,卻主宰世界的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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